1933年3月4日，热河失陷后，张学良被国人攻击得体无完肤，老蒋亦遭到全国舆论的强烈谴责。为了扭转不利局面，老蒋先是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以视察名义来到北平，自己也作北上督师，筹划反攻的虚伪宣传，偕宋子文北来。 到了石家庄，老蒋先与阎锡山、徐永昌等人会晤，并电约张学良在保定会晤。 张学良接到老蒋电报，轻车简从，偕端纳、汤国桢、王卓然等人由西便门登上早已备好的一列专车。 行前，张学良的内心很复杂，既有雪耻之念，又有恐作替罪羊之忧。 张学良对心腹王卓然说：“我与蒋先生约定在保定见面，我要与他商讨反攻热河。主要条件是必须补充枪炮弹药。我想要补充一、二千挺轻重机枪和二、三百门迫击炮。再就是要充足的弹药，能加些高射炮更好。若是南京有决心抗日，应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力量与日本一拼。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战死了比活着受全国人唾骂好得多，人反正有一死，你晓得我是不怕死的，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那我就没办法了。你看我想的是不是？听说南京有一些亲日和恐日派，正同日本人拉拢讲交情。我已于今日发出辞职电，南京可能牺牲我，以平息国人愤怒。” 张学良的预判没有错，老蒋此时约在他保定会谈，目的只有一个，要张学良主动辞职承担责任，牺牲他一人，以便平息滔滔舆论，为他的假抗战，真苟合创造有利条件。 大概是自觉所谈的问题有些尖锐、卑鄙，老蒋怕张学良激愤不配合，造成尴尬局面，便让宋子文先行一步，摸摸张学良的态度，打一打预防针。 宋子文到了保定，见到张学良后便抛出了老蒋非常著名、非常虚伪的“下船论”。 宋子文对张学良说：蒋先生认为热河失守之后，你守土有责，受到全国人的攻击。南京政府更是责无旁贷，他本人首当其冲。正如同两人同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将来风平浪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互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对自己对国家皆没有好处。 张学良一生最致命的毛病是轻信，容易受人摆布。 面对老蒋的这个说法，他当即请宋子文转告老蒋，当然是他先下船，蒋先生不必烦心。 老蒋听闻消息，表示很欣慰。 在随后与张学良的会晤中，再次强调了他的“下船论”。 这一段历史，因为在场面上说得过去，所以双方后来都有所传扬。 但随后由张学良演绎的一段轶事，因为难登大雅之堂，且尖锐揭露了老蒋不抵抗的丑陋嘴脸，因而长时间遭到了封存，直到历史的见证者王卓然后来有所披露，才得以见于大众。 据王卓然回忆，与老蒋会面之后，张学良在返回北平的途中在专列卧室里突然伏枕大哭，看上去非常沉痛。 端纳跑来安慰他：作一个大丈夫，要勇敢与坚强。 王卓然也说：副司令，你还记得老子的话吧，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你正好借机休息，恢复健康。若是真要责成你反攻热河，你的身体精神皆不胜任，那时失败，不如这时痛痛快快一走，把病治好，留得青山在，不患没柴烧。 宽慰完，王卓然与端纳正待张学良反应，不料张学良突然一跃而起，仰天大笑，急拉二人坐在他的床上。 张学良说：我是闹着玩，吓你们呢！我刚才听TV（宋子文外号）说蒋先生对日本仍以外交为主，并想用黄郛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日外交。这使我想起一个笑话，让我们开开心。 张学良讲—— 话说有一个财主，土匪夜里来抢，持刀要杀人。 财主跪地求饶，边叩头边说要什么都行。就请饶他一命。 土匪一眼看见财主的老婆还好，就说：这样办吧。我玩你的老婆，罚你跪在旁边叩头，头叩得好就饶你的命。 财主连声答应。 及土匪尽兴席卷而去，财主老婆起身整衣哭骂财主说：哪有你这样无耻的人！我被贼作践，你应拼命救我，怎么还在旁边跪着叩头？ 财主说：你别哭，你哪知我们还占了他便宜呢！ 妇人大哭说：老婆被贼奸污，你有什么便宜好占？ 财主说：当你们最紧张的时候，他顾不得看我，我少叩了很多头，岂不是占了便宜！ 讲完这个笑话，专列已到西便门车站。 王卓然陪同张学良驱车返回顺承王府，到达时已午夜12时。 张学良下汽车时，王卓然问他：蒋要副司令马上飞上海，你想想我可以帮你做些什么准备工作？ 张学良沉思一下，说：老王，你看我放弃兵权和地盘，像丢掉破的鞋一样，别的军人能办到吗？但是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是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我记得仿佛林肯有几句话，说人民是欺骗不了的，你替我查查原文，最好能马上译出来送给我。 王卓然进屋，翻参考书，查出原文是这么三句话—— 你可以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