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士隐决定了《红楼梦》的读法，索隐派才是解开红楼之谜的金钥匙#红楼梦# 以索隐法读《石头记》，源自清末，蔡先生承之，作《石头记索隐》，索文本背后隐藏的真相。此类读法，实为百年新红学奠基，尽管胡先生讽蔡先生的索隐是“笨伯猜笨谜”。但胡先生却也自不觉地入彀索隐派，其实，考证派也是索隐之一类。 准确地讲，蔡先生沿袭清人之索隐，其实是“缩影”。徐柳泉《郎潜二笔》中说：“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蔡氏进一步发挥，说：“林黛玉影朱竹坨也。绛珠影其氏也，居潇湘馆影其竹坨之号也”。如此云云。 大概是“影”有捕风捉影之意，故改“影”为“隐”，虽有《石头记索隐》。但又不尽然，蔡先生之索隐，应当因甄士隐而得。《石头记》楔子中说：“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 所以，蔡氏之“索隐”，还是大有道理的，作者明明是在文本故事中隐藏了真相，不索“隐”，哪里能读得通《红楼梦》？ 胡氏对蔡先生之索隐大不以为然，口诛笔伐几近破口之地步。胡先生云，读《红楼梦》须持考证之法，考证版本、考证作者，要打破“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胡先生之言，绿野老道颇为赞同，问题是，如此“考证”，与“索隐”有本质区别吗？胡先生难道不知“甄士隐”？ 胡先生当然是知道甄士隐的，不然，又是从哪里考证出了“贾政影曹頫”，贾府为曹家影子的呢？无论以胡先生领衔的考证派，还是蔡先生做代表的索隐派，都是对“甄士隐”的索影，只不过所用的史料不同而已，各自读书的方法不同而已，各自对“真事”的理解不同而已。其间，并无本质区别，都是《石头记》的正确读法。 在考证派、索隐派之外，还有一个文本派。所谓文本派，就是解读纯文本，说《红楼梦》故事如何如何好，《红楼梦》人物塑造得如何如何妙，《红楼梦》文字如何如何美，《红楼梦》诗词如何如何绝……。但凡此类诸公极少言及“甄士隐”，也就不去“索隐”以及“考证”文本背后的故事了。 但是，我所拜读的文本派，无一例外地说，曹雪芹写得如何如何，曹雪芹没有这样的经历，是绝对写不出如此精妙的文章来的。 “曹雪芹”究竟是谁？胡先生在清代索隐的基础上，“考证”出此人即曹頫之子。蔡先生在《石头记索隐》质疑道：“胡先生因贾政为员外郎，适与员外郎曹頫相应，遂为贾政即影曹頫”。 这句话，点明了胡先生所考证的曹雪芹的来历，因清代有曹雪芹之说，书中也确写到“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此二曹相对应，就“考证”出了江宁织造府曹家，《红楼梦》写的是曹家事，作者即曹頫之子曹雪芹。由此，贾宝玉自然就“影曹雪芹”了。 俞先生平伯晚年说，上了胡先生的当，而胡先生却是上了清人的当。胡先生自己也承认：“我的许多结论也许有错误的，……也许有将来发现新证以后，即须改正的”。假如胡先生当年索隐更严谨一点，查看一番《辽东曹氏宗谱》，就不会给江宁织造府曹家平白生出一个“曹雪芹”来。 胡先生的考证更像“索影”，而蔡先生之索隐又失于考证，确实有“猜笨谜”之嫌。比如，林黛玉影朱竹坨，等等。 然而，若以胡先生之索影式的考证，蔡氏之“朱竹坨”似乎更符合原著寓意。朱竹坨是清代大儒，一生喜欢吃鸭肉，夏金桂不就是喜欢吃鸡鸭油炸焦骨头吗？不过，蔡先生之索隐是机械的，谁影谁是固定的对象，一成不变的，不会因朱竹坨爱吃鸭肉这一节，夏金桂也影朱竹坨。这一点，胡氏也是。 有红米朋友曾经批评我的解读为索隐派，我欣然接受，不索隐，那就无视了甄士隐的存在，不知“甄士隐”那就无法读《红楼梦》。估计，以文本派的读法，一般红迷看完一遍都困难。因为有诸多索隐者，这部书才得以更广泛地流传。否则，谁都不会挥霍巨资刻书，花钱孤芳自赏。 石头也意识到这部书很难流传，故借与空空道人对话，苦口婆心地劝空空道人抄录。而且，石头们以化名批书的方式，不断透露甄士隐所隐之真事，这才有人愿意过录。即便过录，也是版本有限，很多还“迷失”了。 曹氏家谱中无曹雪芹，或云《石头记》是禁书，故而家族隐去其人。此说也是“索影”。清代文字狱非常严酷，而乾隆是读过《石头记》的，假如要禁，这部书早就毁掉好几遍了。《石头记》至光绪时，才由左棉痴道人孙桐生倾家荡产刊刻《妙复轩评石头记》。所以，这部书并非禁刊，而是谁刻谁荡产。 如今《红楼梦》如此流传，甚至有位居四大名著之首的盛名，应当感谢前辈们不断地“索隐”。索隐，才是《红楼梦》正确地读法。 但索隐不能“索影”，而是要考证出于文本故事丝丝入扣的历史真相。比如，林黛玉绝对不是“影朱竹坨”，而是隐写的靖江王家史、《石头记》的主笔石涛，还隐藏了南明灭亡的历史。一人多喻，多人一喻，不能陷于蔡先生之机械“索影”之窠臼，更不能无中生有，造出一个曹雪芹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