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9月20日，周总理病情急剧恶化，在要动第四次大手术前，他将自己反锁在卫生间一个多小时。邓颖超非常着急，敲了几次门，周总理也不回答。 那是一个充满紧张气氛的日子，1975年的北京城外风雨欲来，内里却有一场更大的风暴在酝酿。周总理的健康状况令所有关心他的人感到忧心忡忡。在他即将进行第四次大手术前的这一天，他突然将自己反锁在卫生间内，外面的人怎么也联系不上他。邓颖超焦急地来回走动，不时地敲打着卫生间的门，但里面却毫无动静。 在过去的两年多里，周总理已经接受了多次手术，他的身体被癌症折磨得极其虚弱，免疫力下降，体重也骤降至仅有61斤。尽管如此，他面对病魔的勇气和坚韧依旧让人敬佩。曾有客人问及他的健康状况时，他以幽默而坚强的语气回答：“我已经收到马克思的请帖了，而且我连走几分钟的路都做不到了。” 此刻的卫生间外，邓颖超不是唯一一个焦急的人。数位高层领导也都聚集在门外，他们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邓颖超忽然平复了心情，轻声说：“哎，又在写东西！”这番话引起了在场人员的疑惑，也暗中增加了一丝不安：难道周总理真的感到自己难以挺过这一关了吗？ 终于，经过漫长的等待，卫生间的门缓缓打开。出来的周总理脸色苍白，但眼神中透露出坚定和决绝。他手中紧握着的，并非人们担心的遗言，而是一份冤案申辩材料。原来，在手术前的这段宝贵时间里，周总理让工作人员帮他找来了有关“伍豪启示”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尽管身体极度虚弱，他还是坚持用颤抖的手亲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特意注明日期：“1975.9.20。” 这份文件是周总理为自己五十年前所承受的冤案做的最后申辩。虽然历史的真相已经水落石出，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他不惜用尽最后的力气。在进入手术室的那一刻，周总理用尽全力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句话不仅表明了他对原则问题的坚持，也是对自己一生的最好总结。 手术室外，邓颖超将这一情况立即报告给了毛主席。而“伍豪事件”，作为一场由国民党特务炮制的冤案，虽早已得到澄清，却仍旧困扰着周总理。 经历了五小时的手术，周总理再次挺了过来。但他的身体已经达到了极限，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医治无望。在之后的日子里，他又进行了第五次手术，但从此再也没有能够下床。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总理仍不忘为人民服务的誓言，他的每一次选择都体现了他深沉的责任感和对国家、对人民的深厚情感。 1975年12月的一个寒冷的中午，北京的天空布满了阴云，仿佛预示着即将来临的严峻考验。周总理的健康状况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手术折磨后，已经到了极限。尽管他始终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坚韧和勇气面对病痛，但此刻，连基本的疼痛忍受也成了一种奢望。 这一天，他的病房内异常安静，只有不时传来的仪器滴答声和窗外风雪的呼啸。病痛再次发作，周总理脸色苍白，汗水沿着额头滑落，疼痛几乎让他难以保持平静。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发出了那个请求：“我痛得实在受不了，可不可以哼哼几声啊？” 工作人员听到这句话时，心里五味杂陈。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深深地敬爱着周总理，见证了他为国家和人民所做的一切牺牲和贡献。面对周总理的这个请求，工作人员的心情极其复杂。他们知道，对于一个像周总理这样的伟人来说，能够发出这样的请求，其内心的痛苦和挣扎是难以想象的。 工作人员试图安慰周总理，用尽可能温柔的语气回答：“总理呀，您愿意怎么样都行，您哼哼吧！”这句简单的话语，却充满了深深的敬爱和理解。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他们希望能给予周总理最大程度的安慰和支持。 接下来的时间里，周总理尽量控制着自己的疼痛，偶尔发出轻微的呻吟声。工作人员们在一旁默默地陪伴着，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尽可能为周总理提供帮助和安慰。医护人员也在尽力缓解周总理的疼痛，不断调整药物和治疗方案，但面对如此顽强的疾病，他们也感到无能为力。 随着时间的流逝，周总理的疼痛有所缓解，但他的身体状况依然十分虚弱。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他不时地与来访的同志们交流，尽管声音微弱，但每一句话都体现了他对国家和人民深沉的关怀和不变的信念。即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周总理仍旧关注着国家大事，询问着改革开放的进展，展现了他作为一国之长的责任感和担当。 时间一天天过去，周总理的身体越来越不支，但他的精神仍旧坚定。。尽管病痛让他难以安睡，但他的心中始终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和对人民的深情。 1976年1月7日，周总理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但他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坚强的意志。到了晚上11时，他在极度虚弱中向吴阶平医生留下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这句话再次证明了周总理无私奉献和深切关怀他人的伟大精神。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总理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