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8月，彭德怀病危，周恩来和叶剑英都派人前来探望，周总理无法亲自前来探望，后彭德怀交代了一句话。 1934年，中国红军面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局面，被迫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在这段历史的转折点上，周恩来的健康状况成为了红军领导层面临的一大难题。 遵义会议后，红军分路北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带领部队穿越崇山峻岭，向巴西进发。在毛儿盖集结时，周恩来不幸患病，病情严重到了影响行军的地步。最初，随军医生误将其病症诊断为疟疾，但治疗未见成效。经过进一步的诊断，确定周恩来患有肝脓疡，这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是一个极为严重的诊断。 医疗条件的限制使得治疗变得极为困难。红军战士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行军60里到雪山上取冰块为周恩来冰敷，帮助他抑制炎症。周恩来的病情一度危及生命，连续几日高烧不退，甚至出现昏迷状况。然而，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他的病情终于得到了缓解。 周恩来的病情成为红军高层极为关注的事项。彭德怀在这关键时刻展现了非凡的领导力和对周恩来深厚的个人情谊。面对周恩来行动困难的情况，彭德怀毅然决定，即便是抛弃部分装备，也要确保周恩来能够安全过草地。在彭德怀的坚决指挥下，红三军团组织了担架队，几十名战士轮流担负起抬运周恩来的重任。 他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冒着巨大的风险，穿越急流和沼泽，只为确保周恩来这位革命领袖的安全。 周恩来对战士们的牺牲和努力深感内疚与感激，他多次尝试下担架自行行走，但均被战士们坚决阻止。这段经历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中，成为他一生中难以忘怀的记忆。 1950年10月，朝鲜半岛的战火正烈，中国的介入成为必然选择。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亲自安排专机，将彭德怀从战地紧急接回北京。 彭德怀回到北京后，不久便在政治局会议上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认为中国必须参与朝鲜战争，以抗击美军的进一步扩张。这场讨论中，彭德怀的坚决和果断为他赢得了与会者的尊重和信任。 10月25日，他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身份，率领大军跨过鸭绿江，正式介入朝鲜战场。周恩来随即向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发电，说明了彭德怀与金日成可以直接建立联系的情况，这一指示不仅说明了对彭德怀的高度信任，也体现了战略上的紧密配合。 入朝后的四个月，志愿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迅速取得了显著战果，第一次战役就歼敌1.5万余人。然而，战况虽好，周恩来对战场的制空权问题深感忧虑。美军的空中优势使志愿军地面部队承受极大压力，尤其是每日的轰炸使得志愿军指挥部的安全状况堪忧。 忧虑中的周恩来指示必须加强指挥部的安全措施，尤其是防空洞的建设至关重要。他亲自给前线发电，强调遇到空袭时，所有负责人必须迅速进入防空洞。在一次疑似被敌机发现的紧张时刻，彭德怀依然专注于战场指挥，直到被周恩来的电令严令要求遵守安全规定才不得不进入防空洞。这一决策及时保住了他和指挥部的安全，因为不久后指挥部地点即遭到炸弹攻击。 这段经历深刻体现了彭德怀对战事的全心投入以及周恩来对他的深切关心和信任。朝鲜战争期间，彭德怀在前线的卓越表现和周恩来的周密指挥共同推动了志愿军的一系列胜利。 1952年，由于连续的战事和恶劣环境，彭德怀身体严重恶化，周恩来立即安排他返回国内治疗，这一举动再次体现了他对彭德怀个人福祉的高度关注。彭德怀痊愈后，虽急切希望返回战场，但中央考虑到他的健康，建议他先休养。 休养结束后，周恩来建议让彭德怀替他主持军委工作。 后来1965年，彭德怀奔赴西南三线，进行国家建设工作。 1970年代初，中国两位重要的革命领导人彭德怀和周恩来都面临着健康的严峻考验。彭德怀自1970年起就频繁出现便血的症状，到1972年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被确诊为直肠癌中晚期。 与此同时，周恩来虽自己也身患癌症，但对彭德怀的病情深感忧虑，他不仅亲自关注彭德怀的治疗，还批准了其手术计划。 彭德怀最初对手术持有抵触情绪，但得知这一方案是周恩来亲自审批后，他选择接受了手术。不幸的是，癌症已扩散到了难以控制的阶段，手术并未能根治他的病情。 1974年8月，彭德怀病情进一步恶化，周恩来和叶剑英都派人去探望，彭德怀交代了一句话：“周总理，我们已经相处了三十多年。他是我们党最能掌握和运用毛主席策略的，我还想在他的领导下继续工作，我相信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逝世，他的遗愿是将自己的骨灰送回老家，上面种植一棵苹果树，用这种方式回报他深爱的家乡和乡亲。 周恩来在得知彭德怀去世的消息时，无法抑制自己的悲痛，泪流满面。

来自 张宝善 ,李晖.周恩来与彭德怀的生死情谊[J].党史纵览,1998(05):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