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段祺瑞心腹大将徐树铮利用俄国十月革命之际，忽然率领边防军出塞直取库伦（乌兰巴托），蒙古诸部纷纷归降，很快就收复了乌利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

外蒙古地区因地理位置独特，毗邻沙俄，自古以来就是中俄两国势力角逐的焦点。沙俄从17世纪起就开始向东扩张，通过各种手段逐渐侵占了中国的大片土地，并对外蒙古施加影响。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的垂死挣扎未能阻止省份的纷纷独立，其中包括外蒙古。在这一年的末尾，外蒙古在沙俄总领事的策动下，宣布了独立，并迅速由沙俄支持下的王公贵族建立了伪政权。

外蒙古的独立引起了全国的强烈反响。时任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尝试通过外交途径恢复对外蒙古的控制，但在弱国无外交的现实面前，这一过程充满了困难。1913年，中俄双方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将外蒙古的独立更改为自治，但沙俄仍保有在该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包括驻军权和干涉内政的权利。

与此同时，皖系军阀段祺瑞关注外蒙古的动向，并将徐树铮派往日本接受军事教育。徐树铮归国后成为段祺瑞的核心顾问和将领，他的军事才能在后来的边防战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915年，沙俄迫使北洋政府签订《恰克图条约》，进一步确立了其对外蒙古的控制。对此，段祺瑞任命徐树铮为西北边防筹备处主任，秘密组建边防军，准备在适当的时机收复外蒙古。徐树铮迅速组建了一支由四个混成旅和一个补充旅组成的军队，并派遣信任的部下潜入库伦收集情报。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俄罗斯国内陷入混乱，徐树铮看准时机，加紧了对外蒙古的军事准备。据情报显示，外蒙古政局不稳，日本和白俄势力也在那里角逐。库伦当时的军力分散，主要由当地蒙古军队、日本军人和数量不多的白俄军队组成，这为徐树铮的行动提供了机会。

1919年10月23日，徐树铮领导的北洋军第一师向库伦进发。这支被称为“师”的部队实际上仅由一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团组成，其装备均为国外贷款购置。在启程前，徐树铮激昂地发表了动员演说，鼓舞士气。

徐树铮的军事行动异常迅速，先后迅速占领了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不多及唐努乌梁海等关键城镇。这些地点的战略位置威胁到俄国西伯利亚的交通要道。由于俄国当时内部矛盾激烈，频繁内战，使得俄国对徐树铮的行动几乎无力回应，只能眼看他收复外蒙古的地区。

外蒙古的军队与北洋军在战斗力上有着明显的差距。徐树铮不仅军事指挥能力出众，其部队的军纪严明、作战勇猛，面对任何形式的抵抗，徐树铮总是以严厉的手段处置，杀一儆百，有效震慑了敌人的士气。此外，徐树铮在面对日本挑衅时，也展示了过人的军事才能，他迅速消灭了两支由日本支持的匪军，并在库伦附近驻扎，以武力威慑日本军队。

在最终进入库伦前，徐树铮直接向日军驻库伦办事处的负责人松井发出通告，限其三小时之内将武器移交给北洋军，并撤出库伦，否则后果自负。面对徐树铮的威胁，日本驻军由于人数仅有百余人，无法抗衡，只得交出武器撤离。

然而，日军撤离后，库伦城内的1000余名白俄军人态度嚣张，他们试图发动攻击，却遭到徐树铮精心布置的伏击。徐树铮的军队在三面设伏，给白俄军队带来沉重打击，尽管北洋军自身也有数百人伤亡，但剩余的白俄势力被迫恐慌逃至蒙俄边境。

1919年的外蒙古，随着日军和白俄势力的撤退，地方势力纷纷浮出水面。各方王公贵族和军阀纷纷自立门户，这一地区陷入了混乱之中。他们虽然不愿意投降，但也清楚自己的军力不足以抵抗中央政府的控制。在这种背景下，徐树铮面临着重建地方秩序的艰巨任务。

徐树铮的兵力有限，仅数千人，这对于稳定如此广阔而混乱的地区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他采取了一种巧妙的心理战术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他决定在黄昏时分进城，以增加行动的隐秘性和神秘感。为了制造大量军力的假象，他组织了由8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进入库伦，车上装满了看似崭新的武器，而实际上，车辆被黑布覆盖，外人无法看清车内情况。

到达库伦西郊的袁世凯旧军营后，徐树铮立即命令部队在周围设防，禁止外人接近。士兵们被指示在地上快速移动以制造尘土飞扬的效果，然后悄然回到车内，由此反复往返，制造了数万北洋军已经抵达的错觉。

徐树铮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印象，他在军营里部署了仅有的数千北洋军，让一个连驻守在一个可以容纳一个团的营地里，从外看，整个营地似乎被大军占满。此外，他还组织了1000多名士兵在营内进行大声的操练，进一步加强了军事存在感。

在筹备阶段的最后一步，徐树铮派遣便衣人员对可能的敌对势力进行监视，确保情报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当一切准备就绪后，徐树铮果断出击，迅速包围了外蒙古军队驻地，迫使他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缴械投降。

11月27日，外蒙古的归属问题得到了暂时性的解决，他们正式请求废除所有中蒙俄条约，表明愿意重新归属于中华民国。

来自 沈迦著. 寻找 苏慧廉[M].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