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三日，对于“沉沙折戟”事件的发生，周总理讲过这样一段话：“出了这个事件，这么一个结局，谁也没有料到，谁也无法导演。他之死，真是天造地设，是必然的结果，偶然的出现。”“这个人一辈子不能批评，一批评就消极。所以摔死了是偶然的，但他的失败是必然的。” “沉沙折戟”这条爆炸性新闻，成为“十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许多干部和群众由此觉醒，重新审视“十年”，并开始认真思索一些问题。 事件后，集团的重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被抓了起来。周总理主持中央专案组，继续进行审查的工作。他不失时机地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大旗，迅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解放了大批受到反党集团迫害的老干部，纠正了许多冤假错案。国内形势开始出现新的转机。 关于周恩来人格精神的深刻内涵，学者们的研究探讨不仅集中而且深入，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其中，王凤胜与刘德军合著的《伟人的魅力－周恩来人格研究》一书尤为引人注目，该书深刻揭示了周恩来人格精神中蕴含的独特气质与伟大风范，具体表现为“无我”的奉献精神、“无畏”的斗争勇气以及“无怨无悔”的人生态度。 进一步细化，周恩来的人格精神可精炼为五个核心方面：一是大志，他不仅志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心系公众福祉，矢志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终身奋斗不息；二是大真，他以真实的态度对待工作，真诚地处理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以真情与各类人士交往，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与信任；三是大爱，他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和平充满了深沉而炽热的爱；四是大智，他才华横溢，智慧卓越，思维敏捷，观察力敏锐，应变灵活，具备远大的战略眼光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五是大勇，在敌人面前他斗争坚决，在灾害面前他挺身而出，在危局面前他力挽狂澜，在生死面前他置之度外，展现出非凡的勇气与担当。 此外，鞠建国与隋大利的文章，从另一角度将周恩来人格精神的内涵精炼为四个统一：无产阶级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个人目标与群体目标的统一，领导者与人民群众的统一，以及勤政与廉政的统一。陈新建则强调，崇高志向是周恩来人格精神的基石，他将有限的生命完全融入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中，这一精神核心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周恩来之所以能成为严于律己的典范，这既是对其人格风范影响因素的客观评价，也是他个人修养的集中体现。他深信，唯有通过自我批评，方能真正做到严于律己，而那些不能自我批评的人，自然也无权批评他人。1943年3月18日，周恩来撰写的《我的修养要则》便是明证，在延安整风期间，他对自己过去的历史进行了严格的审视，勇于承认并深刻反省了自己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的某些失误，展现了高度的自我批评精神。 建国后，即便身居高位，他仍不忘思想改造，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过好“五关”。他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严格要求，时刻考虑到对党、对国家和人民的影响，力求不让党和国家受到任何损害。当所领导的工作出现问题时，他总是首先承担责任，从不推卸给他人，并积极帮助同志弥补损失。这种明大义、识大体、顾大局的自我修养，以及避虚务实的工作态度，彰显了他的正直、诚实与谦虚，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周恩来人格风范的形成与塑造，是一个逐步完善与升华的过程，这一过程深受其人生道路选择的影响，即从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的心路历程。同时，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和传统美德的滋养，西方先进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以及半个多世纪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锤炼，共同造就了这位个性鲜明、风格独特、世人敬仰的伟大人物。 在《论名誉》一文中，周恩来指出，“是故深识之士尤当视为第二生命。举凡一切处理，窃勿幸存邀名之心，当以正义以绳其轻重”，这反映了儒家注重名誉、气节、人格的道德品质对周恩来的深远影响。 在《诚能动物论》中，他进一步阐述，“不诚无物，孔氏之言也”，“然诚之为物，非学力所可及也，亦发于中而形于外耳。亦即孔氏之所谓仁”，通过探讨诚与物的关系，阐明了“诚”是达到儒家仁政理想的根本途径。 可见，儒家思想对周恩来的影响之深。在《读孟禄教育宗旨注重人格感言》一文中，周恩来又提出，“孔之忠恕，耶之性灵，释之博爱，回之十诫，宗教之所谓上帝也，圣贤之所谓仁、义、礼、信、忠、孝、廉、耻也。范而羁之，亦即一生之人格耳。”这进一步证明了儒家的“君子人格”对周恩来的深刻影响。他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远大志向，为国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以及儒雅谦逊的品格，都直接得益于儒家文化的熏陶与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