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一天，南京博物院在对弘觉寺地宫展开抢救性发掘的时候，竟出土郑和骨灰和牙齿。从发掘简报可知，郑和骨灰和牙齿装在一个鎏金喇嘛塔中，样式为起源于西洋的金刚宝座塔，塔内供奉释迦牟尼涅粱像，两旁则放置6只青花瓷盖罐。 经过对牙齿的检测，死者为中老年男性。随着近几年有更多新文献和史料被发现，初步结论为郑和死后是按照佛教徒礼节进行火化，而弘觉寺出土的鎏金喇嘛塔暨青花瓷盖罐正是郑和的骨灰罐，至于地处牛首山南麓的郑和墓景区，大概率只是衣冠冢。 由于郑和下西洋的官方档案在明朝中期就遗失，外加《明史·郑和传》的相关记载也很简略，要想研究郑和的生平事迹，只能通过文物和其他古籍汇编来入手。根据《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一书的记载，1431年1月，60岁的郑和最后一次率领大明船队下西洋，行程最远抵达非洲最南端，接近莫桑比克海峡，然后返航。1433年4月初，62岁的郑和于返航途中在古里国病逝，而古里国就位于今天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的科泽科德一带。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郑和死后灵柩被运回国内，由明宣宗朱瞻基敕葬南京牛首山，但运回来的灵柩极有可能是骨灰而非遗体，并且现在的弘觉寺和郑和墓景区同在牛首山，特别是郑和墓景区无法证明墓穴里葬有郑和真身，因此加大了郑和火化后下葬弘觉寺舍利塔的可能性。 《琉球志》曾这样记载，通常大明船队都会在船上准备两副棺椁，用来应对突发情况，如果返航时间较短，就把死者泡在水银里，进行简单防腐处理后运回国内下葬，但这种办法很明显对郑和不适用。 毕竟郑和是于当年4月初去世，季节在南亚已属夏季，而由副使王景弘接替指挥的船队于7月22日才返航南京，正值南方高温酷暑，因此郑和遗体不具备保存条件。就连江苏郑和研究会及部分郑和后裔也承认，牛首山现存郑和墓应为衣冠冢，老一辈传下来的是墓室里只有郑和靴子和些许头发，只是没有得到考古发掘来验证。 而古里国宗教信仰是佛教，具备火葬条件，更重要的是郑和本人就是佛教徒。关于这个论点，有两大直接证据，第一就是浙江平湖市博物馆藏有一部明朝佛经《妙法连华经》，由郑和亲自供奉，上面明确写道“大明国奉佛信官郑和，法名福吉祥”。 第二则是姚广孝在《佛说摩利支天经》 里也承认，“今菩萨戒弟子郑和法名福善......其所得胜报，非言可能尽矣！” 至于弘觉寺更与郑和生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历史文物》杂志在介绍弘觉寺的时候，曾提到郑和在下西洋前多次前往弘觉寺进行祭祀活动，还把海外得到的佛牙等佛教信物放进弘觉寺舍利塔地宫。当郑和督建南京大报恩寺工程竣工后，经过朱瞻基特批，郑和将寺内五谷树，婆罗树等奇花异木移栽至弘觉寺，付出大量心血。 另外就弘觉寺出土的鎏金喇嘛塔暨青花瓷盖罐具体而言，当中的青花瓷盖罐为梅瓶式样，与北京定陵，南京明朝开国功臣墓，广西桂林靖江王陵和湖北钟祥梁庄王墓陪葬梅瓶为同一个风格，只是尺寸为缩小版。能够使用梅瓶来装骨灰和牙齿，就足以证明死者的背景，并且牙齿检测年龄也与郑和去世年龄相符。 在鎏金喇嘛塔上还刻有铭文，即“佛弟子御用监太监李福善奉施”，这也是一个关键信息。另据北京石景山区文物志记载，李福善又名李童，是法海寺的创建者，为御用监太监，历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和景泰五朝，曾跟随朱瞻基出征喜峰口和平定蒙古兀良哈部。永乐年间李童与郑和有交集，两人为同时侍奉明成祖朱棣。如此一来由李童主持安葬郑和的骨灰，于情于理都能解释得通。 早年南京碧峰寺有一块石刻铭文《非幻庵香火圣像记》，作者是郑和部下周满，在提到弘觉寺的时候，直接了当写明“圣皇大恩，师浴麓德塔”，这里的师即师父郑和，德塔为舍利塔的另一种称谓。郑和下葬佛塔，这才是他的最后归宿。 除了南京牛首山郑和墓景区及弘觉寺外，云南昆明晋宁区还有一座郑和家族墓，葬有郑和生父马哈只，记载了郑和身世。原来马哈只是色目人，为元朝末年云南地方官吏，生有长子马文铭和次子马三保即郑和。 明朝成立以后，傅友德率部平定云南，马哈只在昆明城破后阵亡，年仅10岁的郑和被俘。在回答傅友德提问时郑和沉着冷静，毫不畏惧，傅友德见他很聪明，将其阉割后送给燕王朱棣。等郑和发迹以后，回到昆明重葬父亲，并由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撰写墓志铭。 正像《明史·郑和传》为郑和盖棺论定的那样，“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郑和下西洋既是古代中国探索世界的巅峰，更是绝唱。无论是南京牛首山郑和墓景区，弘觉寺还是云南郑和家族墓，都值得我们前去纪念这位中华民族史上伟大的航海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