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6日，国军顽固派，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调集7个师的兵力共8万余人，在安徽茂林地区对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悍然发动袭击，新四军经过七昼夜的血战，弹尽粮绝，伤亡惨重，最终仅有2000余人完成突围，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军壮烈牺牲。周总理对皖南事变做出痛心评价：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也就在皖南事变后不久，1月24日，日军就出动三个师团对安徽及豫南地区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原因是他们发现了汤恩伯31集团军也来到安徽围堵新四军，在抗战初期，汤恩伯确实是日军的心腹大患。加之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遭到重大损失，日军暂时没了后顾之忧，所以发起了这次短距离截断作战。但汤恩伯虽然人品不行，走位能力还是一流的，日军最终没有达到作战目标。 除了攻击汤恩伯，日军发动豫南会战的目的也是考虑到参战的17师团即将被调往华北，按日军的传统，一支部队在调走前需要对当面之敌发动一次攻击来减轻日后此地的压力。不久后，日军又发动了上高会战，是因为南昌的33师团同样将被调往华北，所以也需要对当面的罗卓英19集团军发动一次攻击。 为什么这两个师团要去华北呢？因为一年前的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华北的日军，日军不得不加强华北地区的力量，所以需要从华中来抽调兵力。本来，日军在华中的兵力也十分吃紧，需要应对国军第三、九、五，以及大别山区的几万游击队，和新四军主力，没有多余的力量。但皖南事变后，遭到重创的新四军转向苏北，并且把主要精力放在重建上面，这场亲者痛，仇者快的内讧使得华中日军的压力大大减轻，这才有余力将这两个师团调往华北，之后日军又从豫南再调了两个师团。 此时的华北战场上，日军把主要目标放在了晋南的中条山地区，这里是国军在山西的最后一块地盘，对日军产生了一定的威胁，被日军称为华北地区的盲肠，日军如果想从华北进关中威胁西南大后方，中条山是必须跨过的一道坎。在此之前，日军曾12次进犯中条山，但由于兵力不足，而且面对的是国军抗日名将卫立煌将军，这12次进攻均以失败告终。 但到了1941年5月，日军得到了华中和豫南地区4个师团的补充，加之原有的3个师团，总兵力已经达到了10万人，完全占据了人数优势，并且日军派出大量间谍将中条山国军的防卫摸得一清二楚。屋漏偏逢连夜雨，曾打退日军12次进犯的卫立煌将军，因为和八路军走的太近，遭到了蒋介石的猜忌，被解除职务调回四川，而换上来的则是草包何应钦，同样，之前中条山作战的主力孙蔚如的第4集团军也因为跟八路军太亲近而被调走，这一临阵换将换主力导致守军士气大减，新调来的其他部队也不熟悉地形和环境，各部队也无法配合作战。最终，在这一切折腾之下，中条山战役国军遭到了惨败，中国军队阵亡4.4万人，被俘3.7万人，唐淮源、寸性奇、武士敏等高级将领牺牲，日军仅伤亡2700人。中条山沦陷后，日军在这里原有的三个师团被释放了出来，随即转头对八路军的根据地发起了大扫荡，敌后抗战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 由此可见，皖南事变形成了大量的连锁反应，给抗战带来了重大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