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方先觉隐居在台北郊区，他对亲友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当年没有死在衡阳。” 1968年，方先觉在台北郊区玩起了“隐士”游戏，跟亲友们聊天时，他叹了口气说：“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就是当年没在衡阳‘挂掉’。” 你们想象一下，1968年的台北郊区，方先觉坐在那藤椅上，跟个老顽童似的，周围围着一群亲友，等着听他讲那些“想当年”。方先觉就开始回忆了：“我最后悔的就是，1944年6月18日那天，长沙都丢了，薛岳还让我守着衡阳。我当时是第十军的军长啊，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日军那进攻，跟潮水似的，一个接一个。不过还好，我把40多万群众都安全送走了。”6月20号，大半夜1点钟，蒋介石老爷子就起床开始跟老天爷聊天了。他心里明镜似的，知道第十军守城的哥们儿拢共才1万7千多，可对面日军浩浩荡荡，5万多号人，再加上随时能来帮忙的援军，人数直奔10万去了。军令部那些大佬掐指一算，说衡阳顶多撑三天，结果蒋介石大手一挥，直接给方先觉发了封电报，要求简单粗暴：“老方啊，衡阳你得给我死守十天到两周！” 衡阳那边原来的防御工事是按四个军的规模建的，现在兵力不够，防线只能往里缩了缩。方先觉也挺机灵，把精锐都调到城南和城西南的小山包上，挖了一堆跟铁桶似的防御战壕。这些战壕，钢轨、沙包都用上了，底下还挖了地道，结实得很，日军见了都直呼“方先觉牌超级战壕”。 到了6月23号，衡阳保卫战正式拉开序幕。日军那边，飞机跟不要钱似的往上扔炸弹，还多是燃烧弹，炸得那叫一个火光冲天，房子都快烧成灰了。方先觉也是个爱往前线跑的主儿，有次他去西禅寺阵地看看情况，结果日军一炮过来，就在他脚边两三尺的地方炸了，好在是个哑炮，不然咱们这位方大将军可就真成“先烈”了。方先觉那是真拼啊，带着手下跟日军死磕，愣是把日军“三天拿下衡阳”的美梦给砸了个稀巴烂。可援军呢，跟蜗牛似的，半天不见影。到了8月2号，方先觉收到蒋介石和自家老弟方先守的电报，俩人都说援军快到了，方先守还催他准备好里应外合。方先觉一听，立马派特务营营长曹华亭带着150人的敢死队出去接应。结果你猜怎么着？到了城外五里亭，连个援军的影子都没见着，只好灰溜溜地撤回来，150人愣是只剩了15个。 到了8月5号，日军那是越打越猛，城里能扛枪的，除了伤员，就剩下一千多人了，炮弹也只剩俩。这下可好，是突围还是死扛？第十军军部那是吵翻了天。蔡汝霖后来回忆说，当时那气氛，紧张得跟要爆炸似的，方军长一看这架势，默默地就退了场，心里那叫一个憋屈，话都说不出来。彭高参呢，手里还拿着一本《常德会战检讨会议录》，翻着委员长训余程万的话，方军长一看，直接放声大哭，那场面，在场的谁不跟着抹眼泪啊。 到了8月7号上午，衡阳城西北角青山街的守军那是全军覆没，上千名伤兵也被日军用机枪给突突了。中午时分，一个日军举着黄旗跑到指挥部，让第十军投降，方先觉那是头也不回，直接拒绝。日军一看，行，那就继续打！方先觉心里明白，衡阳这地儿是守不住了，拔出手枪就想来个自我了断，结果被副官一把夺走。他又拿头去撞屏风，又被侍卫给死死抱住。8月8号那天，方先觉大佬为了城里七千多个伤兵的命，一咬牙，答应了手下提出的停战协议，结果衡阳就这么沦陷了。几千伤兵加上剩下的一千多号人，全成了俘虏。日军让这些投降的士兵去修飞机场，军官们则被赶到湘江里的东洲，每天就给一小碗稻谷，还得自己烧米水喝，真是惨得没法说。那时候正好是夏天，得痢疾死的人多得数不清，还有好多伤员直接被扔进了湘江。 方先觉原本想着投降了伤兵能得救，结果日军不讲信用，伤员们被折磨得那叫一个惨，方先觉心里那叫一个痛啊，又想不开要自杀，结果被身边的军官们给拦住了。后来，日军硬是让方先觉他们弄了个假军队叫“先和军”，住在城外。方先觉去看手下的时候，临走时随便用粉笔或黑炭画了个往南的箭头，意思是让大家往南跑。日军对方先觉还是不放心，把他和几个高级军官关进了一个二层小楼里。 到了1944年11月18号晚上，重庆那边派了几个便衣，悄悄溜进了关方先觉他们的小楼，帮他们逃了出来。一共七个人：军长方先觉、上校日文秘书梁建勋、少校庶务副官王绍芳、上尉侍从副官王洪泽、卫士龙修文、上尉军需朱涣、少校通讯营长袁大文。方先觉他们一伙人，被热情的乡亲们领路加保镖，几天后晃悠到了武岗县洞口竹篙塘100军的地盘，军长李天霞那。在李天霞那蹭了三天饭后，李天霞大手一挥，派人把方先觉他们送到了洪江的王耀武那里，王耀武是第二十四集团军的总司令哦。然后王耀武又动用私人飞机，把方先觉接走，直接飞往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