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嘉定，发生了一件令人唏嘘的事情，主角是刘大妈。那天午后，刘大妈如往常一样打扫完办公楼，正准备结束一天的劳作，踏上归家之路。当她蹲下身子系鞋带时，眼角的余光不经意间扫到洗手台上有个黑乎乎的物件。“哟，这是个手机呢！”刘大妈赶忙将其捡起，拿在手中仔细端详。这手机看上去价值不菲，她不禁暗自思忖：“这么金贵的东西，失主现在肯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刘大妈站起身来，环顾四周，希望能找到前来寻找手机的失主。然而，办公楼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每个人都行色匆匆，似乎没有人留意到有手机丢失。刘大妈无奈地叹了口气，心想：“算了，先把手机带回家吧，明天再问问物业有没有人来找手机。” 刚到家没一会儿，手机突然铃声大作。这突如其来的铃声把刘大妈吓了一跳，不过她马上反应过来，急忙接通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年轻女子焦急万分的声音：“您好！请问是您捡到我的手机了吗？”刘大妈一听，心里顿时乐开了花，连忙回答：“是啊是啊，姑娘，你快来拿吧！”接着，她仔细聆听女子描述手机的特征，边听边想：“没错，和我捡到的这部一模一样！” 双方约好了归还手机的地点后，刘大妈便急匆匆地下了楼。还没走到约定地点，她就远远地看到一个年轻女子正拿着电话在说着什么。刘大妈心想：“应该就是这个姑娘了。”于是，她快步走上前，轻声询问道：“姑娘，是你丢了手机吗？”那女子听闻，连连点头，脸上原本紧绷的神情瞬间如释重负，露出了欣喜的笑容。刘大妈见状，也没再多想，就把手机递了过去。看着女子拿到手机后那欣喜若狂的模样，刘大妈心里别提有多美了，仿佛自己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可谁能想到，第二天，一个自称杨某的女子找上门来。杨某满脸焦急与愤怒，声称自己才是手机真正的失主。刘大妈一听，顿时愣住了，瞪大了眼睛，半晌说不出话来。缓过神后，她结结巴巴地把昨天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解释了一遍。杨某听完，气得脸都红了，大声说道：“大妈，你知道这手机多贵吗？你怎么能这么随随便便就把手机给别人呢？” 刘大妈急得直搓手，满脸委屈地解释道：“姑娘，我真不是故意的呀。我当时真以为就是她呢……”杨某根本不听刘大妈的解释，打断她的话说道：“不管你怎么想，现在手机没了，你得赔我！”刘大妈一听要自己赔钱，顿时慌了神，着急地说道：“我哪有钱赔啊？我本来是好心做好事啊……” 杨某见刘大妈不肯赔偿，一气之下将她告上了法庭。 在法庭上，杨某拿出了一系列有力的证据。她拿出手机的照片，照片上的手机清晰可辨，与刘大妈捡到的那部手机款式、颜色等特征完全相符。还有购买手机的发票，上面的购买时间、价格等信息一目了然，这手机是杨某刚买没几个月的，价值 9000 多元。不仅如此，她还拿出了卫生间附近的监控录像。录像清楚地显示了刘大妈捡到手机的整个过程，以及后续的一些情况。杨某咬牙切齿地对法官说道：“法官大人，这手机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要求刘大妈要么把手机原封不动地还给我，要么就赔我 8000 元！” 刘大妈听完，心里像揣了只兔子一样“怦怦”直跳。她带着哭腔向法官辩解道：“法官啊，我真不是故意的呀。我捡到手机后，真的是一心想着要还给失主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搞成这样了……” 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件事究竟该如何评判呢？ 《民法典》第 314 条明确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而且第 316 条也规定，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如果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在这件事中，刘大妈虽然有着归还手机的良好意愿，但是她在归还手机时，没有仔细核实对方身份，仅凭简单询问就把手机交给了陌生人。这种行为无疑属于重大过失，她没有尽到妥善保管遗失物的义务，最终导致手机没能回到真正的失主手中。 另外，《民事诉讼法》第 67 条第 1 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杨某做得非常周全，她提供的手机照片、发票和监控录像，充分证明了她确实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地点丢失了手机，而且她所描述的手机特征与刘大妈捡到的手机完全吻合。 综合这些确凿的证据和相关的法律条文，法院最终认定刘大妈捡到的手机确实是杨某的。虽然刘大妈并没有故意侵占手机的主观恶意，但她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重大过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再考虑到手机已经有了一定的使用时间和折旧情况，法院经过审慎权衡，最终判决刘大妈赔偿杨某 8000 元。这一判决，给这件看似简单的拾金不还事件画上了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句号，也给人们敲响了在处理遗失物时需谨慎行事的警钟。聊聊上海的生活 陈姐是上海干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