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钱学森通过众多关系，在美国获得了激光陀螺的一些相关信息，送到国防科技大学，可那时人们都对这项技术知之甚少，也很少有人敢轻易尝试，这时一位任职教师决定尝试一番。 要知道，当时激光陀螺技术刚刚出现在世界舞台，这个被称为导弹“眼睛”的技术不仅象征着导航科技的最新水平，还能直接提升国家的军事力量。 可是，这些复杂的理论图纸能否在国内落地？在当时的国防科大，没有人能准确解读出激光陀螺的原理，这项“黑科技”对当时的科研人员来说无异于天书。 没有前人经验参考、没有成熟设备和实验条件，甚至没有人敢去尝试。然而，高伯龙，一位看似平凡的物理学教师，决定扛起这个重担。 他当时已是47岁，不再年轻，却毅然决定接下这项任务。“一个人的志向不能仅凭个人的想法，要结合国家的需要。”抱着这样的信念，他踏上了艰难的科研之路。 可是，激光陀螺研究从何开始？当时的国防科技大学条件极其简陋，连实验室都没有。 高伯龙和同事们只能将废弃的食堂改造成临时实验场地。实验设备也不足，有时为了支撑实验台，他还要用手推车到工地捡来废弃的大理石。然而这些困难并没有让高伯龙退缩，他说服自己：“我们国家需要这个技术，虽然难，但不能停下。” 没有技术资料可以参考，他就一遍遍琢磨钱学森留下的纸条，查阅国内外少得可怜的文献资料，凭借丰富的理论知识自学激光技术，甚至年过半百后，还开始学习计算机编程，为激光陀螺的计算做准备。 这对一位物理学者来说，不是一点点的挑战。但他始终认为，唯有奋力一搏，才能让国家在世界技术战场上站稳脚跟。 起初，实验进展缓慢，项目一度停滞。团队遇到的问题多得令人绝望，失败仿佛成了日常。激光陀螺研发中的光学薄膜镀膜技术，是一项极高难度的工艺，但国产仪器精度不够。 怎么办？高伯龙没有退缩，他发明了“差动法”这一全新测量方式，靠自主设计的DF透反仪突破了国产元器件的精度限制。 随着项目的深入，他提出了大胆的四频差动激光陀螺方案。这在当时绝对是个惊人的想法，因为美国尚未涉足四频技术。高伯龙认为，如果还跟在美国的研究成果后面，国家永远不会摆脱依赖。 他的坚持让人们难以理解，连身边的同事也开始质疑：“美国都放弃的技术，我们行吗？”但高伯龙却一再告诉自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超越。 整个过程中，高伯龙每天在实验室待超过15个小时。学生们回忆，他常常顾不上吃饭，妻子为他一遍遍热饭，饭菜一遍遍凉掉、再热起。 有学生因为他的身体状况劝他歇一歇，他却笑着摇头说：“我想到关键的地方了，不能停。”他还时常提醒学生们，不要只追求发表论文，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服务国家需求。 高伯龙自己发表的论文不足两页，而他培养的学生们，如今也沿袭了他的“脾气”，精力都放在科研应用上。 多年高强度的工作，让他积劳成疾，哮喘、糖尿病逐渐缠上了他。每次哮喘发作，他也只是吃几片药，坐下喘口气，又继续投入到实验中。 他的学生说：“高老师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科研精神，什么叫做为了国家放弃自己。”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他和团队度过了无数个深夜。 1994年，历经20多年的不懈努力，高伯龙和他的团队终于成功研制出我国首台四频差动激光陀螺仪。我国成为继美、俄、法之后第四个拥有激光陀螺自主研发能力的国家。 这一突破，使得中国的导弹精准度达到全新高度，成为海陆空多领域的核心导航系统。 这一年，年迈的高伯龙才放松了些，但他却感到愧疚：“20年，花了国家那么多钱，我才搞出来，是我的失职啊。”面对团队的欣喜，他只淡淡说，赶紧把这项技术应用到实际中去，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然而，即便这时的他也没有停下。他将目光放到了激光陀螺的应用领域——惯性导航系统。高伯龙发现，只有在激光陀螺上加转台，才能实现高精度导航。 这个新想法刚提出时并不被认可，很多专家并不看好他的旋转式惯导方案。高伯龙却没有动摇，带领团队继续攻坚，最终，国内首套双轴旋转惯导系统在2010年面世，精度达到国内第一。 在他看来，激光陀螺研究绝不仅是科研成果，而是对国家实力的支撑。此后，激光陀螺开始广泛应用于军事装备，帮助实现精准制导。 正是他长期坚持的“实用至上”原则，让高伯龙的一生不仅铸造了“激光陀螺之父”的美誉，也让他的技术在国家安全中发挥了极大作用。 晚年时，高伯龙依旧每日在实验室与办公室之间来回，穿着朴素，冬天的羽绒服已经穿了30多年，夏天是简单的白背心和解放鞋。学生们无不敬佩他的精神，一位学生回忆道：“老师在生活上太简朴了，但他对国家的贡献无人能及。” 2017年冬天，高伯龙与世长辞。他一生低调，不追逐名利，却为国家铸就了高精度导航领域的坚实根基。如今，国防科技大学的实验室依然如昔，而高伯龙在实验中穿梭的身影，似乎从未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