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人民生活在无比的幸福中吗？ 《动物世界》讲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当环境不再适合生存时，动物们首先会停止繁衍，其次是大迁徙。” 有个叫萨杰的士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写了一本回忆录，叫《被遗忘的士兵》。 回忆录里写道，德国武器装备比苏联要先进的多，德国机枪疯狂扫射，但苏联的士兵就像水一样，源源不断地从地平线上涌来，怎么杀都杀不完，看着遍地的尸体，德国士兵们都有一股无名的恐惧。 你看，无论是作为牛马，还是充当炮灰，人口真是太重要了，苏联领导人就非常明白这一点，他们把人口视为苏联最重要的根基。为了鼓励生育，苏联整了很多花活儿。 比如，1936年苏联全面禁止堕胎，可是堕胎合法是苏联建政时宣扬的解放政策，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广大妇女的支持。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几年屠龙少年就成了恶龙，孕妇堕胎将视情节轻重赠送两年牢饭。 在这一招上，罗马尼亚的齐先生登峰造极，他设立了专门的机构、组建了特殊的队伍，实施了严格的监控，还额外征收了一大笔社会抚养费，可是依旧挡不住人口的跌跌不休。 不过，对于计划上瘾的苏联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一切都可以在计划之内。 不管你是生一个生两个，还是生三个，不管是鼓励还是管控，不管是处罚还是奖励，这都不重要，重中之重的是，一切必须要受权力的精准管控。 电影侏罗纪公园里有这样一句台词：生命总会自己找到出路。 不过对苏联来说，生命是不是应该受权力管控，从来就不在他们的思考范围之内。 为了把出生率搞上去，苏联制定了三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物质刺激，也就是发卢布，可是苏联财政一直都很紧张，还要资助遥远的亚非拉，所以压根儿就无法掉入物资刺激的陷阱，说好的卢布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实际上，领取奖励的条件苛刻的令人发指。 第二种就是思想引导。也就是通过报刊、电视、广播等媒体工具制造舆论，苏联的专家们粉墨登场，极力鼓吹早婚早育和多育。真理报公开宣扬：“早婚是幸福家庭生活的重要先决条件”，它公开指责不愿多生孩子是“极端自私自利的表现”，声言要同“独生子女”作斗争，并历数了独生子女的各大罪状。 第三种就是行政处罚。苏联于1941年隆重推出“无子女税”，征税对象是20到50岁没孩子的男性，和20到45岁没孩子的已婚女性。大体是以工资为基础交税。以1985年前后为例，苏联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大约在120到150卢布，无子女税的税率为6%，由所在单位直接代扣代缴。这个税堪称单身税和丁克税的复合体，但对男女是区别对待。男人只要没孩子就得交税；女人是结了婚还没孩子要交税。所以，苏联男人们愤愤不平，认为这分明是以蛋征税，因此被戏称为“蛋税”。蛋税一年贡献税收约15亿卢布，苏联后期财政收入每年约4000亿。当然，蛋税还有许多更细致的规定，比如对农村和城市实行区分政策。对城市人民，你生一个就行。对农村人民，要能者多劳。所以，蛋税在农村更加变态，没子女的家庭每年蛋税150卢布；有一个子女的50卢布；有两个子女的25卢布；有三个子女的才能免税。那么，蛋税征了这么多年，到底有没有用？毫无疑问蛋用没有。 苏联在1950年对2万多名堕胎的女性进行了问卷调查，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不想要孩子？得到最多的答案是：没有房子住。1919年，苏俄建政之初，苏俄卫生人民委员会确立的人均住房面积标准为9.1平米，但实际上根本无法做到。随后莫斯科人均住房面积标准又被调到5.5平米，顿巴斯甚至只有2.2平米！哪怕是到了1980年，苏联的城市家庭人均住房面积还不到5平米，就算这样，那些房子还没有卫生间和自来水。很多底层工人家庭住在筒子楼里面，共用厨房和卫生间，几乎没有隐私可言。这种的生存条件下，想要人繁衍后代，可想而知有多么困难。 所以，“无子女税”并没能阻止苏联的人口雪崩。 不管是禁止堕胎、出台蛋税，还是给生育多胎的妈妈授予英雄母亲勋章，萝卜也给看了、大棒也给锤了，都挽救不了出生率下降的趋势。 为什么会这样？ 答案非常简单：成本是天然的避孕药。只有在传统农业社会里，人们才喜欢生孩子。多个孩子就多个劳动力，反正也不需要给孩子多好的教育，给口饭吃就行。 而在现代社会，生孩子的成本往往大过收益。这个成本并不单单是指吃喝拉撒这些基础的生存成本，还包括愿景成本、观念成本等等。 在古代，穷人和富人的生活是有严格的视野隔离。富人奇怪穷人何不食肉糜，穷人也奇怪富人用金锄头干活。 到了现代，在苏联官僚集团的残酷剥削之下，苏联劳动人民食不果腹，但在媒体的关心关怀之下，苏联广大劳动人民却看到了苏联官僚集团的酒池肉林。 这就让苏联的人口政策再无任何的群众基础而言，因为群众已经在用婚育率和脚来投票。 一如动物们一样：苏联解体后，放开了移民管制，数百万人口排队移民，这里面有高精尖人才20多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