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3日，随着工作组进驻师大女附中，宣布支持起来“造反”的学生，教师的尊严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学生可以对老师直呼其名，学校里很快贴满了攻击学校负责人和教师的大字报。 就在这一天，一些附中女学生将大字报贴到了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家的大门上（当时，师大女附中校长暂缺，卞是学校最高领导），大部分大字报并没有什么理论辩驳，却充满了粗俗的谩骂，其中贴到卞仲耘卧室门上的大字报写道：“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要抽你的狗筋、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 后人很难想象，如此粗鄙低俗的文字竟出自首都女学生之手。 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女附中全校批判揭发大会，卞仲耘被推上批斗台，其他四位校领导站在台下陪批。 上台发言的女学生义愤填膺，不时挥拳呼喊口号。 批判发言时，突然有女学生手持军训用的刺杀木枪上台，几下将卞仲耘捅倒在地。有女学生见卞仲耘倒地不起，立即冲过去拽着头发将她拖起来。 批判会后，卞仲耘心情沉重地给上级领导写了一封请求保护的信。在信中，卞仲耘说：“在群情激愤之下，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呈九十度低头、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捅脊梁，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 然而，在狂烈的风暴里，不可能有人理睬这封带有知识分子天真色彩的求救信。 进入8月，批斗升级，女学生冲进办公室，用皮带抽打老师，已成司空见惯的事。 卞仲耘感受到黑云压顶，一天晚上，她对丈夫王晶垚说，按这个势头，学生打死她这样的人，就像打死一条死狗。 王晶垚主张妻子立即离开北京，回安徽老家暂避一时。 但卞仲耘不同意，她认为天南地北都是中国，天罗地网无处躲避。更重要的是，她认为自己是清白的，如果逃走，反而会被认为是有问题的。 她对丈夫说，“为了人的尊严，我决不能逃走。” 王晶垚很为妻子的安危而担忧，又劝说了几句，这时候，卞仲耘外柔内刚的性格显现得格外鲜明，她最后对丈夫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话音落下，悲剧便惨烈的上演了。 1966年8月5日下午，师大女附中“造反”女学生突然聚集起来“斗争黑帮”，她们首先冲到正在打扫厕所的副校长胡志涛面前，表示要开校领导的批斗会，胡志涛刚说了一句有文件精神学生不能自作主张斗争校领导，有个女学生便拿来一瓶墨汁，不由分说朝她头上倒下来，胡志涛全身顿时被墨汁染黑。 经此一幕，五位校领导很快被揪到学校大操场上，卞仲耘首当其冲。 “造反”女学生先给她们戴上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然后强迫她们一字排开跪下。 就这样，批斗会在癫狂的氛围下开始了。 成群的学生涌来，聚集在台下。 在狂热的大批判中，有女学生喊道：去木工房拿棍子。 很快，一群女学生从学校木工房拿来了尚未拔除钉子的破课桌木腿。 手持这样的凶器，有的女学生还觉得不够，又扯着嗓子叫喊，去开水房取开水来，我们要浇烫这些罪大恶极的“黑帮”。 一阵疯狂混乱的折磨之后，“造反”女学生粗暴地将卞仲耘们从高台上拉下来“游街”，强迫她们一边走一边敲打被硬塞到手里的铁簸箕，嘴里要反复地说：“我是牛鬼蛇神。” 卞仲耘们被这样一路驱赶到小操场后，“造反”女学生命令她们停下来劳动，挑走那里的一堆沙子。 这帮“造反”女学生，不知道从哪里积攒了那么多的仇恨，她们死命地往卞仲耘的筐里装沙子，用铁锹拍了又拍。卞仲耘有高血压、心脏病，又遭受了长时间的毒打，这时候，她根本无力挑起装满沙子的筐，“造反”女学生见状，又是一拥而上，拳脚棍棒交加，那带钉子的桌腿木棍，抡下去就要扯下来一块肉。 到了下午5时，受殴打最重的卞仲耘终于失去知觉，倒在了学生宿舍的台阶上。 这时候，仍有一群“造反”女学生围住她，用脚猛踢这位不久之前还受尊敬的副校长，嘴里恶狠狠地大声喊着：“装死！” 同样在受难的胡志涛察觉到卞仲耘情况不好时，一边抗争，一边哀求，要送卞仲耘去医院。 “造反”女学生毫无悲悯之心，她们非但不同意，相反冲着胡志涛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说完，就将她关进了小黑屋。 天渐渐暗下来之后，残酷的批斗会终于进入尾声。 这时候，有位校工将载着卞仲耘的平板车推到了学校北门附近，因为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那时候，天色还没有彻底黑下来，有“造反”女学生说这样把卞仲耘推出学校“影响不好”，于是就将大字报覆盖在她身上，还在上面压了一把扫帚。 将人送到医院，还是残酷人间。 麻木、残忍地拖延到晚上7时，当医生勉强赶来抢救时，卞仲耘已经含恨死去。 王晶垚闻讯赶来，强忍悲愤，用相机记录下了妻子受难的每一个细节，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讨回真相。 遗憾的是，直到今日，真相已死，施暴者依旧没有被揪出来。 作为那场风暴中第一个殉难者，卞仲耘之死，将是永不能抹去的时代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