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秋，大革命失败后的鲍罗庭一行所乘汽车装满油桶，在“格别乌”特工护卫下穿越无公路的草原、荒漠，经甘肃、宁夏、蒙古，艰难跋涉两个月才回到苏联。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政坛，有一位来自苏联的神秘人物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庭。这位俄罗斯犹太人在革命道路上已经走过了漫长岁月，是一位资深的布尔什维克。 在加入列宁领导的革命队伍之前，鲍罗庭就已经在欧美各国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他曾在英国、美国、瑞典和瑞士等国家开展地下工作，对于如何组织革命力量有着独到的见解。 1923年，随着苏联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日益密切，鲍罗庭被派往中国担任重要使命。他以苏联代表的身份来到广州，成为了孙中山的首席政治顾问。 在广州期间，鲍罗庭协助孙中山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国民党改组工作。这次改组让国民党的组织结构更加严密，革命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凝聚。 随后，在鲍罗庭的建议下，著名的黄埔军校应运而生。苏联不仅派遣了军事教官，还提供了大量的军火和资金支持。 这位苏联顾问的影响力在孙中山去世后并未减弱，他继续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政治形势的变化总是难以预料。 1927年，随着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国共合作的局面彻底破裂。作为苏联在华的重要代表，鲍罗庭立即成为了国民党的眼中钉。 蒋介石下令通缉一批重要人物，而鲍罗庭的名字赫然位列第一。这位曾经的革命军师，一夜之间成为了亡命之徒。 面对严峻的形势，鲍罗庭开始谋划撤离路线。他最初考虑了几条可能的撤退路线，但都因为风险太大而放弃。 经过深思熟虑，鲍罗庭最终选择了一条穿越西北的撤离路线。这条路线虽然要经过艰苦的地形，但却能最大限度地避开国民党的追捕。 1927年7月底，一支特殊的车队从武汉出发，向着西北方向驶去。这支由30多人组成的队伍中，包括了鲍罗庭和他的随行人员，以及一群身手不凡的苏联特工。 为了这次长途跋涉，他们组织了一支由5辆小汽车和5辆卡车组成的车队。车上装满了维持长途跋涉所需的物资：汽油、饮用水、干粮，还有御寒和防暑的衣物。 在这支队伍中，有一群训练有素的＂格别乌＂特工。他们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精锐，肩负着保护鲍罗庭安全撤离的重任。 车队首先驶向郑州，这里是冯玉祥势力控制的地区。当时的冯玉祥正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他收到了要处死鲍罗庭的命令，但又不想完全得罪苏联。 面对这种局面，冯玉祥做出了一个微妙的选择。他表面上响应通缉令，暗地里却为鲍罗庭的车队提供了方便，确保他们能安全通过自己的势力范围。 离开郑州后，车队开始面临大自然的考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让本就崎岖的道路变得更加难行，车轮深陷在泥泞中，行进速度大大减慢。 为了减轻负重，确保车辆能够继续前进，队伍不得不丢弃了一部分物资。这些物资本应支撑他们走完整个行程，现在却只能忍痛割舍。 经过一周多的艰难跋涉，车队终于抵达了宁夏银川。此时的鲍罗庭已经身体状况堪忧，一方面是疟疾发作的困扰，另一方面是之前摔断的手臂还未完全痊愈。 在银川，队伍不得不停留了20多天，让队员们休整，也给鲍罗庭一些恢复的时间。这段时间的休整为接下来更艰难的路程做准备。 在漫长的逃亡途中，鲍罗庭经常与随行人员谈论中国革命的局势。这位曾经的革命军师对国民党高层的转变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对于蒋介石和汪精卫，鲍罗庭认为他们与其他军阀并无二致。在他看来，这些人的行为就像是一场狗咬狗的闹剧。 面对那些曾经高喊革命口号，如今却背叛革命的人，鲍罗庭表现出深深的失望。他警告身边的同志，如果再有中国将军到莫斯科高喊世界革命，就应该立即将其逮捕。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跋涉，鲍罗庭一行终于到达了乌兰巴托。在这里，苏联驻蒙古国代表，同时也是蒙古国家银行行长的俄国人，为他们安排了最好的住处。 在乌兰巴托期间，尽管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但鲍罗庭仍然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许多人前来拜访这位经历过生死考验的革命者。 休整一段时间后，鲍罗庭来到了贝加尔湖附近的乌兰乌德。在这里，他终于登上了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列车，踏上了返回莫斯科的最后一程。 然而，回到莫斯科后的鲍罗庭并未受到斯大林的重用。这位曾经在中国呼风唤雨的政治顾问，被安排到了一个毫无实权的职位。 作为《莫斯科新闻》英文版的总编辑，鲍罗庭的政治生涯走向了低谷。这对于一个曾经是孙中山座上宾的革命元老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落差。 1949年，命运再次给鲍罗庭带来沉重的打击。他被卷入一起间谍案，遭到逮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矿场。 在西伯利亚的严酷环境中，这位老革命者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1951年，鲍罗庭在雅库茨克的劳改营中结束了他的一生。 多年后，随着历史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鲍罗庭终于获得了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