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李先念访问阿尔巴尼亚时，面对阿方的求索，他直言：“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阿方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的冷淡回应：“我们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信息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9.4.16李先念：“一切都是学来的”）  

建国初期，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基础薄弱，百废待兴，在制定五年发展规划时，却表现出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跃进”心态。

他们设定了过高的目标，要求大幅增加技术人员和劳动力，却忽视了产业发展的基础，导致资源的严重浪费。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耿飚初到地拉那时，眼前的景象令他震惊，露天堆放的化肥，任凭风吹雨淋，无人管理。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阿尔巴尼亚的投资过于分散，尤其是非生产性建设，严重偏离了实际需要，比如，他们竟然要求中国援建电视台，并计划在每个农业合作社都安装电视机，要知道，当时即使是中国的大城市，电视机的普及率也相当有限。

但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可谓倾囊相助，从粮食到工业设备，几乎涵盖了各个领域。

1960年代，中国自身也面临粮食短缺，需要从加拿大进口小麦，但为了支援阿尔巴尼亚，这些粮船竟然改道送往地拉那。

这种“勒紧裤腰带”的援助，本应是雪中送炭，阿尔巴尼亚方面似乎并没有珍惜这份情谊，反而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不断提出更多不切实际的要求。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态度，更让中国方面感到担忧，霍查曾公开表示，中国是哥哥，阿尔巴尼亚是弟弟，理应得到帮助。

1969年的中阿会谈中，当李先念委婉地询问阿方何时考虑偿还援助物资时，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竟然表示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

长达六个多小时的会谈，阿方提出的全是索要物资的要求，丝毫没有提及如何利用援助发展自身经济，实现自力更生。

李先念的这次访问，成为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援助政策反思的开端，他敏锐地意识到，持续的无节制援助，不仅无法帮助阿尔巴尼亚摆脱经济困境，反而可能使其更加依赖外部支持，丧失自我发展的动力。

李先念的出身和经历，塑造了他务实、理性的思维方式，他出身贫寒，仅读过三年私塾，却在革命斗争和工作实践中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

他曾坦言，自己的一切都是学来的，在军事上，他师从徐向前元帅，学习游击战法和指挥艺术，在经济上，他视陈云为导师，学习管理经济的知识和经验，在外交上，他则接受周恩来的直接指导，这些经历，为他处理复杂的中阿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耿飚大使从阿尔巴尼亚发回的报告，详细描述了当地的经济现状和援助的弊端，呼吁援助应量力而行，并注重实际需求和效果。

耿飚的看法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认同，乔冠华、李先念等人也支持这一观点，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领导人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

李先念在经济和外交领域的双重经验，让他能够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待中阿关系，他知道，经济援助并非单纯的物资输送，更应注重帮助受援国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他与陈云等人在经济领域的深入探讨，以及在周恩来指导下积累的外交经验，使其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更加游刃有余。

面对阿尔巴尼亚不断升级的援助要求，中国开始谨慎地调整政策，尽管中阿两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拥有特殊的政治联系，但中国已经开始重视援助的可持续性。

1974年，阿尔巴尼亚向中国提出50亿元人民币的巨额援助请求，中国最终仅提供了10亿元贷款。

阿尔巴尼亚方面对此并不满意，对中国的态度也逐渐发生变化，1970年代中期，阿尔巴尼亚的反华情绪不断加剧，甚至公开批评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

这种变化，既有阿尔巴尼亚自身政治路线调整的因素，也与中国援助政策的调整有关。

随着中阿关系的日益紧张，邓小平上任后，果断决定终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外交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对阿尔巴尼亚援助进行了重新评估。

报告指出，阿尔巴尼亚不仅拒绝理解中国的外交立场，还在经济合作中屡次制造障碍，其在国际上的战略意义也已大不如前，继续维持紧密的援助关系，已经没有现实意义。

1978年7月7日，中国正式宣布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这一决策，迅速引发了阿尔巴尼亚的强烈反应。

7月29日，阿尔巴尼亚政府向中国发出了抗议信，正式宣告两国关系破裂，霍查则继续在国际场合批评中国，甚至对中国内政外交进行全方位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