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广东广州，一女子照顾公婆十几年，5个小姑子远嫁，未尽赡养的义务。公婆相继去世后，留下了2处宅基地和84365.5元的存款。此时久未露面的5个小姑子找上门，要求平分宅基地和存款。女子愤怒至极，不同意小姑子的无理要求。不料过了没多久，女子接到了法院的传票。最后法院是这样判决的。 这场纠纷的核心在于，5位小姑子坚持要求按照法定继承权平均分割遗产，也就是将遗产分成6份，张丹丹一家获得1份，其余5份分给小姑子们。 然而，张丹丹却主张，由于她多年来一直照顾公婆，理应在遗产分割中获得更多份额。 回顾这个家庭的历史，张丹丹与丈夫杨大勇结婚后，一直与公婆同住，悉心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不仅如此，公婆的日常生活开支和后来的丧事费用，都是由这对夫妻承担的。相比之下，那5位远嫁的小姑子却未尽到应有的赡养义务。 2008年，公公去世，张丹丹夫妇承担了全部的丧事费用。随后的日子里，他们继续照顾婆婆，直到2015年，不幸再次降临这个家庭，张丹丹的丈夫杨大勇去世了。 从那时起，张丹丹独自一人扛起了照顾婆婆的重担。直到2018年，婆婆也离世了。就在这时，那5位远嫁多年的小姑子突然出现，要求分割遗产。 在法庭上，双方的争议焦点非常明确。小姑子们引用了《民法典》第1127条，坚持认为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她们有权平等分配遗产。 而张丹丹则援引了《民法典》第6条中的"公平原则"，强调自己多年来尽心尽力赡养公婆，理应在遗产分配中获得更多份额。 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张丹丹提供了村委会的证明、医疗和丧葬费用的发票，甚至邻里的证词，这些都有力地证明了她承担了主要的赡养责任。 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时，首先确认了继承人的身份。根据《民法典》第1129条，张丹丹作为丧偶儿媳，因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享有继承权。 同时，根据《民法典》第1128条，张丹丹的两个孩子可以代位继承他们父亲的份额。关于遗产分割的原则，法律规定遗产一般应当均分，但对于承担主要赡养义务的人，可以酌情多分；而对于未尽赡养义务的人，则可以少分或者不分。 最终，法院的判决是：两处宅基地分为7份，5位小姑子各得1份，张丹丹得1份，两个孩子代位继承1份。存款84365.5元也按照同样的比例进行分割。 这个判决结果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尽管张丹丹确实享有继承权，但法院并没有给予她更多的倾斜，她实际获得的继承份额与她多年来的付出相比显得微不足道。这种情况下，张丹丹还有一个选择，她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130条另行起诉，要求小姑子们分担公婆生前的赡养费用，这笔费用大约有40万元。 这个案例也凸显了立遗嘱的重要性。如果公婆生前立下遗嘱，明确指定财产的分配方式，就可以避免这样的法律纠纷和道德争议。这提醒我们，应该积极倡导遗嘱文化，鼓励人们及时安排好自己的财产分配问题。 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个案例揭示了我们的继承法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继承权应该与赡养义务更紧密地挂钩，对那些承担主要赡养责任的人给予更多的法律保护和利益倾斜。这不仅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也能鼓励更多人尽到赡养的责任。 在家庭层面，这个案例提醒我们要倡导责任与权利的对等。我们应该摒弃"生养不闻，死后分财"的不良风气，鼓励家庭成员共同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而不是在老人离世后才想起来分割遗产。 这个案例还反映出，在处理类似纠纷时，法官需要在严格执行法律和考虑实际情况之间找到平衡。虽然法律条文有其严谨性和普适性，但在具体案例中，还需要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和公平正义的原则。这就要求法官在裁决时不仅要依法办事，还要充分考虑案件的实际情况和社会影响。 从社会层面来看，这个案例折射出了我国社会快速发展中面临的一些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家乡到城市工作生活，这导致了许多老年人面临"空巢"问题。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保障老年人的权益，如何平衡家庭成员之间的责任和权利，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这个案例还引发了人们对于家庭伦理的深思。在传统观念中，赡养老人是子女的责任，但在现代社会中，这种责任往往落在了一两个子女身上，而其他子女却可能在继承时要求平等权利。这种情况不仅不公平，还可能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我们的家庭伦理观念，使之更符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 总的来说，这个遗产纠纷案例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家庭矛盾，但它折射出了许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它提醒我们，在处理类似问题时，不能简单地依据法律条文机械判断，还需要考虑到道德、伦理、社会影响等多方面因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法律的框架内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对于这件事，你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