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国民党上将卫立煌被软禁在南京家中，门口一队宪兵把守，家中有特务蹲守。宪兵司令张镇向卫立煌宣布说：“你是听候查办的人，不许和任何人见面，不许通信、通电话。”

张镇走后，卫宅的电话线旋即被剪断。之后，除了跟着卫立煌来的司机和两个副官，可以外出采买生活必需品外，卫立煌和妻子韩权华不允许走出家门。

卫立煌遭此劫难，是老蒋为了推卸兵败的责任而故意为之。东北解放后，老蒋以“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的罪名，下令将卫立煌撤职查办。

了解内情的国民党军政大员，都不以为然，有人直言说：“卫俊如这个东北的剿总司令，看似风光无限，可范汉杰、廖耀湘这帮天子门生，他指挥得动谁？”

在辽沈、淮海战役结束，平津战役收尾之际，老蒋为了转移矛盾，宣布下野，将代总统李宗仁推到前台，他则去溪口以隐退的名义继续遥控局势。

到溪口的老蒋，不放心卫立煌，密电顾祝同，让尽快将卫立煌夫妇用飞机送去台湾。顾祝同来到卫宅，说明来意后，卫立煌说：“我的夫人病得很重，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暂时是走不了了。”

顾祝同将信将疑，跟着卫立煌来到卧室，见躺在床上的韩权华脸色蜡黄，看起来病得不轻。顾祝同想了想，说：“俊如，不如你先走吧。”

卫立煌说：“我夫人病成这个样子，能不能熬过去很难说。若真的不行了，容我办完后事再走。”

顾祝同和卫立煌，同为老蒋的“五虎上将”，两人交情还算不错。顾祝同不好意思把事情做的太绝，也就没有再强行要求卫立煌非走不可，在聊了几句后就离开了。

到了1949年1月25日这天，来了几个人将卫宅的电话线重新接上了。过了一会，电话响了，卫立煌拿起话筒一听，是代总统李宗仁打来的。

李宗仁说：“俊如兄，我已签发命令，解除对你的人身限制。宪兵司令张镇已向我保证，一天之内将人撤走。保密局的徐志道，也答应尽快把人召回去。”

第二天，卫宅周围的宪兵全部撤走，但十几个特务，却只走了一半。原来，老蒋下野后，李宗仁下令改组保密局，削减其人员编制。毛人凤主动“辞职”，带着大批特务，去上海另起炉灶了。

毛人凤走后，保密局长由徐志道接任，这样一来，保密局就形成了两套“班子”。徐志道接到李宗仁的手令后，通知卫宅的特务离开，但这帮人只听命于毛人凤。毛人凤得到消息后，为了应付李宗仁，支走了一半的特务。

尽管家中还有几个特务在昼夜监视，但卫立煌的处境比之前要好了不少，可以正常的会客和接收信件。

一天，一个商人装扮、江北口音的人叩开了卫宅的大门，径直往楼上走。副官张学诚正要拦阻，走出来的卫立煌认出这是他的老朋友李明扬，连忙走过去将人带到二楼的小房间密谈。张学诚反应很快，看出来人身份特殊，站在房门口盯梢，防止特务偷听。

李明扬和卫立煌相识于北伐，是多年的好友，他曾担任过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要职。老蒋下野后，李明扬受李宗仁之托，往返于大江南北，为和平而四处奔走。

李明扬问卫立煌：“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卫立煌说：“顾祝同前几天来了一趟，让我尽快去台湾。”

李明扬说：“台湾可千万去不得，你和我与老蒋相识二十多年，对他的为人还不了解吗。以他对你的猜忌，去了之后必遭毒手。”

卫立煌说：“顾祝同对我承诺，说去了后安全不成问题。”

李明扬说：“顾祝同是个唯命是从之人，他敢做老蒋的主吗？”

卫立煌说：“师广（李明扬的字）兄，可有好的建议？”

李明扬压低声音说：“本来，我是劝你去江北的，但长江沿岸戒备很严，恐怕难以过江。为今之计，只有想办法离开南京，去上海坐轮船离开。”

送走李明扬后，卫立煌叫来韩权华、张学诚，三人商定了逃离南京的计划，日子定在除夕（1月29日）的深夜。

到了除夕的傍晚，卫宅的几个特务垂头丧气，张学诚问：“几位怎么还不去陪着家人过年？”

几个特务大发牢骚，说忙活了一年，既买不起回家的火车票，也没有置办年货的钱。张学诚趁机提出，愿意拿出一笔钱，让特务们买车票、采买年货。

特务们清楚张学诚这样做肯定有目的，但他们全都装糊涂，在拿了钱后，高高兴兴的离开了。

卫立煌在特务们走后，马上开始化装。卫立煌早年当营长时，因只有二十多岁，受到老军官的轻视，为了显得老成，他留起了一撮胡须，这个习惯保持了近三十年。如今，为了脱困离开，卫立煌不得不剃掉胡须。

深夜时分，卫立煌乘坐汽车悄然离开南京，韩权华留下来打掩护。第二天中午，老蒋的侍卫长俞济时从溪口打来电话，韩权华说：“俊如正在午休，有什么事和我说吧。”

俞济时说：“总裁让我问一下，你们何时去台湾？”

韩权华说：“等春节过后，就收拾着去。”

俞济时听后，也就没有多问，挂了电话。大年初二的深夜，卫立煌的汽车回到了卫宅，司机对韩权华说：“卫先生在上海很安全，让我来接你。”

韩权华说：“你好好休息一下，我们明天走。”

第二天清晨，韩权华怀着激动的心情，乘车前往上海去和卫立煌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