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初，在重庆开会的卫立煌收到蒋介石的请帖，邀请晚上参加家宴。卫立煌给侍从室打电话，说有事去不了。邀请的人中，就卫立煌未去，在宴席上，蒋介石一脸的愤怒。 老蒋在官邸请人吃饭时，最忌讳预留的位置空着，一个级别不高的侍从官被拉的坐在本是卫立煌的座位上，跟着一众军政大员，陪着老蒋吃饭。 不久后，老蒋一纸手令，免去卫立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主席的职务，由蒋鼎文、李培基分别接任。 卫立煌的新职务是“军委会西安办公厅”主任，听起来很唬人，其实是个没有军政权力的虚职。卫立煌离开洛阳时，蒋鼎文在送行时问：“俊如兄，可有好的参谋长人选推荐？” 卫立煌很奇怪的反问：“第一战区难道还有比郭寄峤更适合当参谋长的？” 郭寄峤早年是东北军的军官，之后又辗转在吴佩孚、唐生智的部队任职，很不得志，直到后来投靠了合肥老乡卫立煌，这才算找到了伯乐。 郭寄峤是个优秀的参谋人才，在卫立煌由师长升任军长、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长官期间，他一直充当不同级别的参谋长。 1938年12月，老蒋在陕西武功召开北方将领会议时，对郭寄峤的汇报很感兴趣，听完后高兴的说：“这样的参谋长，才是标准的参谋长。” 之后，郭寄峤“标准参谋长”的称号传开了。蒋鼎文放着郭寄峤不用，却故意让卫立煌推荐别人，显然是要在卫立煌走后，进行人事调整了。 果不其然，在卫立煌走后不久，蒋鼎文对长官部进行了“大换血”。郭寄峤识相的请调去重庆，给卫戍总司令刘峙当了参谋长。 卫立煌到西安待了不到一个月，接到侍从室一处主任贺耀祖打来的电话。 贺耀祖在电话中兴奋的说：“俊如兄，委员长已决定，任命你为远征军司令长官，率部入缅作战。” 当时的远征军实际只组建了第一路军，辖杜聿明的第5军、甘丽初的第6军、张轸第66军，就级别，这个所谓的“司令长官”，只相当于集团军总司令，对卫立煌而言，明显是降职使用。但卫立煌却很高兴，因为他最希望的，就是去前线和日军作战。 当卫立煌去重庆见老蒋时，老蒋态度很好，设家宴招待，两人边吃边聊，就入缅作战的细节问题，做了不少的交流。 卫立煌回到重庆的临时住所后，郭寄峤前来拜访，叮嘱说：“卫老总，一切准备妥当后，就让我去你的长官部当参谋长。” 可当卫立煌做好了上任的准备时，却出现了一个大麻烦。 卫立煌任第一战区长官期间，和八路军合作愉快，洛阳设有八路军办事处。蒋鼎文接任第一战区长官后，强令八路军办事处搬离洛阳，已被军统河南站暗中收买的办事处长袁晓轩，下令办事处工作人员分批撤离，在人员基本撤完后，他叛变投靠了军统。 戴笠对袁晓轩这个叛徒如获至宝，委任他为上校“策反委员”。为了向戴笠邀功，袁晓轩将所知道的情报合盘托出，其中牵扯到了卫立煌， 老蒋看到戴笠上报的卫立煌的“罪证”后，却无法去处理，因为所谓的“罪证”，无非就是卫立煌和八路军经常协同作战、联系密切等内容，拿这个去治罪，是难以服众的。 基于此，老蒋不愿让卫立煌再带兵，但又无理由否决前议，便采取拖延手段。 卫立煌在得知袁晓轩叛变，又迟迟不见“远征军司令长官”的正式任命，也就明白了个大概，心灰意冷之下，给老蒋写了封信，托贺耀祖转交，信中大意是，在成都的老母身体不好，要请长假去侍奉。 老蒋收到卫立煌的信后，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他派贺耀祖给卫立煌送去了一笔“特支费”。 “特支费”更像是“遣散费”，卫立煌替老蒋征战多年，向有“虎将”之称，却落得如此结局，使得国民党的军政大员，纷纷打抱不平。 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换成了“土木系”二号人物罗卓英，由于罗卓英还有其他差事要忙，由杜聿明代理长官职权。 第一次入缅作战，以失败告终，十万远征军折损大半。老蒋在云南重建远征军司令部后，以陈诚为司令官。 陈诚野心勃勃，瞄的是取代何应钦，接任军政部长，对远征军司令长官这个头衔，并不感兴趣。几个月后，陈诚以“胃病严重”为由调离。 陈诚走后，老蒋环顾四周后，再次起用了卫立煌。老蒋这次倒很痛快，在召见卫立煌后，马上发表了任命，并催促即刻上任。 卫立煌到云南后，向军委会请调郭寄峤。这时的郭寄峤，又在第一战区任参谋长。原来，蒋鼎文挤走郭寄峤后，发现再难找个合适的参谋长，不得不说好话，将郭寄峤从重庆卫戍司令部重新调回第一战区长官部。 卫立煌在滇西反攻的筹备阶段，重要的军事计划，大都出于郭寄峤之手。 郭寄峤属于“香饽饽”，不少战区的大员都想把他挖来。后来，蒋鼎文、汤恩伯在豫中一溃千里，损兵二十万后，陈诚被派去兼任第一战区长官，收拾残局。陈诚去之前，点名要郭寄峤跟他一块走。 第三次重回第一战区当参谋长的郭寄峤，在陈诚的推荐下，不久后升任第一战区副长官。等到陈诚去重庆当了军政部长后，郭寄峤又在李宗仁的邀请下，去了第五战区任副长官兼参谋长。 1944年5月，在卫立煌的指挥下，二十万远征军强渡怒江，拉开了滇西反攻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