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王明”恳请毛主席给他改名字，毛主席笑着说道：你这个名字很好嘛，共产国际的代表嘛！“王明”急了，说道：我才不想当什么共产国际的代表，请主席给我改个名字吧！ 1907年，王惟允出生在湖北省阳新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中。这个男婴的母亲在生下他后便撒手人寰，年幼的姐姐不得不担负起照顾弟弟的重任。 两个哥哥因为生病无钱医治相继去世。两个姐姐也被迫卖给了他人当童养媳，这成为王惟允心中永远的痛。 1926年，年仅18岁的王惟允参加了当地的农会组织。 从1924年到1926年，大批在外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青年陆续返回家乡，建立了早期的党组织。 尽管大革命失败，但王惟允并未放弃革命的信念。他积极参加同年会、同学会，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29年3月，在当地党组织的培养下，王惟允经三溪口镇中共党员樊镇玉等人的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他还躲过了一次被捕的危险。 1930年1月中旬，经原三溪口镇工会主席鲍顺成的引荐，王惟允参加了红五军第五纵队。这标志着他正式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然而，刚当时部队的连长是广东人，每次点名念到＂王惟允＂这个名字时都会舌头打结。 连长念得不准，战士们哄堂大笑，这让王惟允十分难为情。无奈之下，他主动找到连长请求更改名字。 连长余钧是个爽快人，当场就给他改名叫＂王明＂。 加入红军后，王惟允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虽然他在加入红军前就是党员，但因为没有介绍信，也无人证明，组织上并不承认他的党员身份。 经过深思熟虑，王惟允决定重新提交入党申请。在部队里，他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很快就再次加入了组织。 王惟允识文断字的能力在当时的部队中十分难得。由于大部分战士都是穷苦农民出身，不认识字的比比皆是，他便担任起了文化宣传员的工作。 在红军部队中，王明凭借自己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逐渐得到组织的重用。从基层文化宣传员做起，他先后担任了政治处主任和团政委等职务。 作为红十一团的政委，王明有着卓越的政治工作能力和军事指挥才能。在他的带领下，红十一团成为了一支能打硬仗的劲旅。 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中革军委下令要求红三军团抽调一部分干部到兴国整训红六师。王明被派往兴国参加整训工作。 然而到了兴国报到后，却发现军团发来的整训干部名单中没有＂王明＂的名字。这是因为译电员在翻译电报时出现了错误，把原本＂王明任红六师十八团政治委员＂的任命弄错了。 最终，组织上安排王明担任了十八团政治处主任的职务。虽然级别比原来低了一级，但他依然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全党开始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此时，同名＂王明＂的烦恼开始真正困扰起他来。 每次开会批判王明的＂左倾＂错误时，他总觉得坐立难安。虽然大家都知道他不是那个王明，但这个名字还是给他带来了不少困扰。 为了摆脱这个困境，他找到了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张爱萍，商量改名的事情。张爱萍拿来一本《三国演义》，向他推荐了蜀汉名将王平的典故。 然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改名的事情一直没能及时向全军通报。直到1936年12月，当他准备接任红二十七军政委时，终于找到了机会。 临行前，毛主席找他和即将担任红二十七军军长的贺晋年谈话。谈话结束时，他鼓起勇气向毛主席提出了改名的请求。 毛主席开玩笑地说：＂叫王明这个名字很好嘛，共产国际的代表嘛！＂这句话让他更加坚定了改名的决心。 当他表示想改名为＂王平＂时，毛主席非常赞同，还称赞道：＂好啊，蜀汉镇北大将军王平！＂并当场用毛笔写下了任命令。 1937年1月，王平正式以新的名字开始了在红二十七军的工作。与军长贺晋年一起，他们面临着部队建设的重重困难。 当时的红二十七军只有军部直属队和两个团，而全军仅有一百元经费。西安事变后，红军即将改编为八路军，上级命令他们从富县赶赴正宁接防。 面对三天行军路程和有限的经费，王平和贺晋年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他们通过合法途径，成功从一个囤积居奇的联保主任那里筹得了500担粮食和5000元经费。 这批物资不仅解决了红二十七军的困难，还上缴了3000元给党中央，为解决延安的经费困难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王平的才能得到了更大的发挥。1950年代，他先后担任志愿军第二十兵团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政委，为抗美援朝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5年9月，王平被授予上将军衔。随后，他又相继担任南京军事学院政委、炮兵政治委员、武汉军区政治委员等重要职务。 1979年，王平调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参与军队重大问题的决策。他与洪学智搭档工作，为解决各级后勤主要领导参加同级党委常委等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2年9月，年届75岁的王平与萧克、陈锡联、宋时轮等一起，主动申请退居二线。 1998年2月8日，王平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