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量韩国游客跑去上海，都会到“韩国临时政府旧址”打卡。其实，重庆也有一个韩国临时政府旧址，对于一些韩国的革命者、史学家来说，上海是临时政府发源地，但重庆是革命根据和法统根源地。可以这么说，韩国临时政府是在中国国民政府长期支持下，才走到今天的。 如今的韩国政府，追根溯源来自1919年的3月1日爆发的“三一运动”，这是韩国首次民族独立运动，被日本占领当局血腥镇压，共杀害6000余人。虽然“三一运动”功败垂成，但这是韩国争取民族独立的第一次斗争，被认为是韩国民族意识觉醒的标志。 “三一运动”后，大批韩国人流亡海外继续进行独立运动，中国成为他们最主要的大本营。 1919年4月10日，首次韩国临时议政院会议在上海法租界召开。这次会议后成立了临时政府、选出了议会议长、副议长、国务总理、内务部长、外务部长等政府阁，正式将韩国国号定为“大韩民国”，李承晚被选为国务总理。9月6日，临时政府颁布第一部宪法，议政院再次选举李承晚为临时大总统。 这一年，在平壤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里，一个男孩正好7岁。六年后，他跟随父亲来到中国东北吉林，之后逐渐走上另一条抗日之路，他的名字叫金日成。 尽管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已经成立，但它的内部派系复杂，彼此勾心斗角、激烈内耗，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1921年李承晚带着一些亲信出走美国，从此一直以美国为主要活动地点，争取海外支持。后来李承晚曾多次回到中国，但没有再到过上海。 当时国际上对韩国独立运动普遍反应冷漠，列强基本都对这个中国曾经的属国、日本如今的殖民地漠不关心，最积极支持韩国独立的就是中国和苏联。中国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支持很早，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政府时，韩国临时政府就派专人求见，提出了一些很具体的请求，包括请中国军事院校收容韩国学生等。 孙中山对这些请求给予了积极回应。1924年黄埔第4期开始接收韩国学生，这些人都有中韩双重国籍，毕业后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广泛担任军中基层工作。其中有一些人后来又前往中国东北，参加了独立军的武装行动。 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国民政府对韩国政府的支持也日益增大。主要负责人是陈果夫、陈立夫和戴笠，核心内容是为韩国培养军事人才。1932年起，国民政府军委会多次和朝鲜民族革命党党魁黄埔军校毕业生金若山，在南京汤山合办干部训练班、特训班，这些学员后来都成为朝鲜义勇队的骨干分子。 “七七事变”爆发后，韩国临时政府跟随国民政府西迁，先设立在四川南部的綦江，1940年9月从綦江迁到重庆，并且在嘉陵宾馆举行了隆重的韩国“光复军”成立典礼。当时在重庆的国共要员几乎全部出席，包括周恩来、何应钦、冯玉祥、戴笠等。光复军的成立是一次标志性事件，在韩国历史占有重要地位。 抗战胜利后，韩国临时政府人员从重庆回到韩国后这样评价：贯穿重庆、上海、汉城的80余年韩国历史，将这三个城市紧密连接在一起。 抵达重庆后，比较有影响力的韩国人金九和金若山，为争夺武装力量控制权一直争斗不休。后来在蒋介石亲自斡旋和何应钦强令下，金若山被迫同意交出“朝鲜义勇队”，和“光复军”合并，金九获胜。金若山后投奔了苏俄和北朝鲜。 1940年韩国光复军在重庆成立，当日出席的中方政要超过百人，盛况空前。中共代表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前来祝贺。这支“光复军”从法理上来说，是如今韩国军队的直接前身，成立时被韩国人称为“继承了抗日义军和独立军33年斗争传统的武装独立团体。” “光复军”规模不大只有4个支队，武器、给养全部由中国国民政府军委会拨给，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辅助中国军队作战，以及向日军中的韩籍士兵进行政治宣传，其作为韩国独立主权象征的意义更大。如今留下的一些历史照片上可见，韩国义勇军士兵身穿国军制服，头戴国军船形帽，佩青天白日帽徽。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1月，临时政府返韩日期商定，蒋介石亲自在重庆宴请金九及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宴会场面伤感而温馨。这些韩国“政府官员”常年生活在中国，和中国军民共同作战，与国府官员上上下下都是几十年“老同事、老领导”的特殊关系，加上中韩文化相通，让他们几乎感觉不到身在异国。他们的孩子也都生长在中国，说流利的汉语，如今要放下26年的漂泊斗争生活以平民身份返国，自然不舍。 1948年底，金九在回国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被排挤，以副议长身份退出政坛，淡泊名利。一年后被刺杀于汉城“京桥庄”住所内。 韩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