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7月，根据中央的决定，刘建勋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改任河南省委第二书记。 刘建勋，1913年出生于河北沧县的一个贫苦家庭，但这位穷小子从小就怀揣着一股革命的热情。年轻时，他积极投身学生运动，秘密从事地下党的工作，把满腔热血倾注在革命事业上。1931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坚定地跟随党的脚步，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贡献了一生。 1957年广西“平乐事件”发生后，刘建勋临危受命，出任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他以善于化解复杂矛盾而闻名，成功平息了这场危机，因此被称为“救火书记”。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两度被中央派往河南，先后担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与这片土地和人民结下了深厚的不解之缘。 第一次担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最艰难时期。面对严峻的粮食危机，刘建勋带领全省人民共渡难关。他提出了“借地度荒”的策略，极大缓解了粮食短缺问题。在他的努力下，张仲瀚紧急调拨土豆支援河南，解决燃眉之急。同时，焦裕禄、杨贵等优秀干部在这一时期脱颖而出，他们的事迹成为激励后人的精神财富。 刘建勋并不是那种只会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的领导干部。他经常深入基层，走进农村，了解百姓疾苦，解决实际问题。他崇尚实事求是，从不搞形式主义，因此深受百姓信任和爱戴。红旗渠的建设过程中，资金短缺是一个重要难题。 刘建勋对此高度重视，多次赴林县考察支持工程建设。他先后拨款200万和800万用于修建红旗渠，并亲自看望在修渠一线作业的农民。他与“铁人”任羊成的一段往事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当时任羊成饿着肚子坚持开山凿石，刘建勋不仅邀请他吃饭，还特意为他准备了十个馍。任羊成吃下八个后不好意思再吃，刘建勋却笑着鼓励他把剩下的带回家。 1961年7月的北京，深夜的宁静被一通电话打破。时任广西区委第一书记的刘建勋正在京城参加会议，他的保健医生李士峰匆匆传达了一个重要消息：毛主席要求他立即前往中南海。这个深夜的召见，成为了刘建勋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从中南海回来后，刘建勋显得异常沉默。面对李医生的关切，他只简单地说了一句话，表示中央决定派他赴任河南。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命，让刘建勋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广西工作，立即启程前往中原大地。 在此之前，刘建勋曾与老领导李先念进行过一次长谈。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干部，他对河南的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在谈话中，他坦言自己的顾虑：与广西这样的边疆省份相比，河南不仅地处中原腹地，更是人口大省，面临的挑战和压力都要大得多。这些年来，他与韦国清同志在广西的合作颇有成效，各项工作都在稳步向前。但河南的局势却远比广西复杂得多。 在正式任命前，邓小平代表中央与刘建勋进行了谈话。邓小平言简意赅地点明了组织的考虑：1957年广西出现问题时需要他去，现在河南遇到困难，组织再次选择了他。这番话既是对刘建勋能力的肯定，也道出了组织对他的信任和期望。 最终，中央决定由刘建勋接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原任第一书记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这一人事调整来得十分迅速，从接到通知到启程赴任，前后不过数日时间。为了尽快扭转局势，刘建勋首先深入基层进行实地调研。 1961年7月22日，刘建勋被中央任命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面对河南严重的涝碱灾害，他提出“以排为主，排、灌、滞兼施”的治水方针。然而，当时中央尚未调整“以蓄为主”的提法，为避免与中央政策直接冲突，他决定在内部推行治水策略，对外保持低调。刘建勋的实事求是和灵活应变，使河南的治水工作逐渐纠正偏差。 刘建勋在治水工作中得到了水利专家钱正英的支持。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他代表河南省委向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反映了黄淮平原的治水问题。这一报告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迅速指示召开了平原水利会议，推动了相关问题的解决。陈毅副总理甚至提出亲自带部队协助河南拆除阻水工程，显示了中央对河南治水工作的支持力度。 面对饥荒，刘建勋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他向东北、山西、安徽、湖南等省份求助，得到大量粮食援助。他号召河南各级干部广泛借粮，并下令全省火车站对无钱购票的灾民一律放行，确保他们能逃离灾区。刘建勋还提出“借地度荒”政策，让农民在自留地之外再借用耕地，粮食完全由农民支配。这一政策有效缓解了饥荒，为农民提供了生存保障。 到1964年，河南的经济终于实现全面好转，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改善。刘建勋以务实的作风和对人民的深切关怀赢得了广泛赞誉。他不仅是河南灾后恢复的功臣，也是百姓心中实实在在的“救命书记”。 20世纪90年代中期，刘建勋再次来到沁阳，回忆起当年的工作经历。他在沁阳博物馆里与老伴重温过去，在三圣塔前合影留念。他离开沁阳时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归来时已是耄耋老人，岁月的痕迹印刻在他的身上，但不变的是他对河南人民的深厚情谊和奉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