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21日，蒋介石在福州机场召开军事会议，兵团司令刘汝明、军长刘汝珍、李天霞等人或迟到或未到，老蒋大怒，质问朱绍良、汤恩伯，为何人没有来齐。 早上9时，老蒋乘坐的“美龄号”专机降落在福州南郊机场。提朱绍良、汤恩伯等人，带着一众军政大员迎候。 老蒋拒绝进入福州城内，下令在机场的办公大楼召开军事会议。10点，会议在老蒋的主持下召开，蒋军在福建的将领来了不少，黑压压的坐了八十多人。 会议开了一会后，73军军长李天霞满头大汗的来了，老蒋大怒，将其臭骂一番。见还有不少人未来，老蒋盯着朱绍良、汤恩伯问起了原因。 朱绍良的身份很尴尬，他虽有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的头衔，但因他在老蒋下野后，和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往来密切，已然引起了猜忌。 上海解放后，老蒋将原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调去福建，担任东南前进指挥所主任。汤恩伯到后，很快就将朱绍良架空，夺过了福建蒋军的指挥权。 福建的蒋军成分复杂，杂牌部队不少，其中代表人物就是第八兵团司令官刘汝明。刘汝明原是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他成名很早，资历又深，还挂着“中将加上将衔”，率部撤到福建后，根本不把朱绍良、汤恩伯放在眼里。 老蒋这次来福州，朱绍良已提前告知了刘汝明，但刘汝明担心到后会被指派去承担作战任务，装病不来，不光他未来，第八兵团的副司令官、军、师长也一个未来。 朱绍良不知如何回答，干脆低头不语，汤恩伯忍不住发牢骚说：“刘汝明、刘汝珍兄弟，明知总裁开会，却故意不来，实在是可恶。” 老蒋追问：“李良荣兵团，怎么也没派人来？” 汤恩伯说：“李兵团驻防闽西、闽南，将领们无法按时参会。等我回到厦门指挥部后，向他们传达总裁的指示。” 对未派人来参会的刘汝明兵团、李良荣兵团，汤恩伯却是截然不同的态度，这番双重标准，引起参会将领的窃窃私语。 老蒋见会场有所骚动，摆摆手让众人安静。随后，朱绍良汇报了福州的工事修筑情况，汤恩伯报告了福建的布防情况，之后就是各军、师长向老蒋报告部队情况。 福建的蒋军各部队，不是遭受过重大损失就是歼灭后重建的，士气低、战斗力差，装备短缺。因此各军、师长都向老蒋诉苦，索要装备、兵员。 老蒋听得头大，但又不好指责，只得将众人的要求，一一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至于兑现与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会议一直开到中午时分，老蒋拿着册子，将参会的八十多人逐个点名，然后对众人讲了一番打气的话后，宣布散会。 随后，老蒋在一众将领的陪同下，去了机场的餐厅用餐。饭后，老蒋在一个小房间内，逐个召见了朱绍良、汤恩伯、第六兵团司令官李延年、副司令官王修身及陈士章、劳冠英、于兆龙、吉星文、李以劻等九人，由机要秘书曹圣芬记录。 老蒋召见朱绍良时，让他加修福州的工事，务必坚守三个月。朱绍良是福州人，不愿担上让家乡遭受战火的骂名，因此态度显得很敷衍，惹得老蒋很不高兴。 在和汤恩伯谈话时，老蒋告知他将设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由陈诚任长官，汤恩伯以副长官的身份，实际主持福建等地的军政。这也就表明，朱绍良即将被老蒋弃用。 召见李延年时，老蒋让他率第六兵团死守福州，不得后撤，并暗示东南军政将由陈诚负责。陈诚对李延年不满已久，若当了东南长官，自然不会有李延年好果子吃。 在见完老蒋出来后，李延年唉声叹气的对李天霞说：“打的话是必输，撤的话，陈诚成了顶头上司，会饶了你和我？” 王修身、陈士章、劳冠英、于兆龙都是李延年兵团的将领，老蒋召见他们时，所说内容大同小异，无非就是让服从“李司令官的命令，死守福州”云云。 李天霞的73军，也属于李延年兵团序列，但老蒋却未召见他，可见对这个黄埔学生已然失望。 老蒋召见独立360师师长吉星文时，问：“把你这个师调归刘汝明兵团如何？” 吉星文吃惊的说：“我和刘司令官虽都是西北军出来的，但却不在一脉，部队恐怕会被吃掉。” 老蒋说：“没事的，我会关照你的，去后有困难可直接发电报告知。” 在西北军将领中，吉星文是少有的倾向老蒋的，故而老蒋派他去刘汝明兵团，以作制衡。 淮海战役期间，李以劻以“少将战地视察官”的身份，视察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刘汝明、李延年等蒋军将领的部队，颇有点老蒋派出去的“钦差大臣”的味道。 老蒋在最后召见李以劻，对他任师长的独立五十师的情况，问的并不多，主要询问了朱绍良近况。 李以劻如实回答，说朱绍良对福州的防务很不上心，参加聚会的时间，比处理军政事务的时间更多。 谈话将结束时，老蒋突然问：“李延年还是整日抽大烟、打牌吗？” 李以劻一面说确有此事，一面又打圆场说李延年打仗还是有一套的。 见完将领，搜集好资料的老蒋，乘飞机离开福州。老蒋回到台湾后，又给朱绍良、汤恩伯去电，让务必坚守福州至10月。然而，解放军兵进神速，福州很快就解放了。朱绍良、李延年、李天霞等人仓惶逃跑，“死守福州”成为一个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