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顾祝同在抗日战场上还没打过一场像样的大仗，便在浙赣会战中想要学习薛岳的天炉战法，结果反而成了自己最大的一场失败，战后浙赣地区更是成为了人间地狱。 浙赣会战的爆发并非偶然。1942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为了巩固东南战线，他们决心进攻浙赣地区，切断中国抗日力量的后勤补给线。这个战略的核心目标，是迫使国民政府割裂联系，动摇抗战意志。 中国方面，第3战区的顾祝同被任命为指挥官。顾祝同这时在抗日战场的经验并不丰富，更多的是依赖从薛岳等战术大家那里获取的经验。薛岳的“天炉战法”本是以快速集中兵力，形成包围圈，分割消灭敌人，打击敌军主力的一种有效战术。顾祝同深知这一战法的威力，认为可以在浙赣地区复制，指望通过该战法扭转局势。 然而，战前的准备并未充足。中国军队的士兵大多训练不足，装备简陋，指挥系统也存在诸多漏洞。虽然顾祝同拥有三军的兵力，但这些军队的协调能力不强，部队之间的指挥也往往不统一。 1942年5月，日军的攻势如猛虎下山，迅速向浙赣一带推进。顾祝同的部队在接连失守的情况下，疲于应对。日军集中兵力，试图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而顾祝同的决策出现了漏洞。 顾祝同决定沿用薛岳的天炉战法，但他未能深刻认识到该战法并非万能。在战场上，敌情的瞬息万变往往决定了战术的成败。日军迅速调整了自己的战术，分兵撤退，而顾祝同依然按照既定的作战计划实施追击。这种战略上的死板，使得顾祝同的军队陷入了被动局面。 与此同时，第86军在衢州一带的防守开始动摇。该军原本担任主力防守，但军长莫与硕在日军发动攻击时选择了临阵脱逃，使得军队指挥陷入混乱。 好在副军长陈颐鼎及时回到部队，带领士兵们坚守了六天，成功地突破了日军的围困。这一战虽然赢得了暂时的喘息空间，但无论是部队士气，还是整体战局，都陷入了不利局面。 顾祝同虽然一度尝试从其他军队抽调支援，想要形成合力，但由于各军指挥的分裂，无法形成统一的战略指引。这样一来，即使有部分部队进行游击战，仍然无法对日军构成致命威胁。战斗变得愈发零散和混乱。 到1942年6月，战局的转折彻底到来。中国军队不仅未能有效遏制住日军的进攻，反而陷入了多个方向的包围。第79军的撤退计划混乱不堪，郭伯礼指挥失误导致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与此同时，第4军和第58军在与日军的接触中，遭遇了猛烈的攻击，最终只能疲于应战，四散而逃。 顾祝同始终未能及时调整战略，依旧坚持采取包围战术，而日军则趁机调整部署，避开了原定的围困圈。中国军队在分散防守的情况下，逐渐失去了优势。随着战局的加剧，中国军队的防线在多个点上出现了大规模崩溃。 随着时间的推移，顾祝同的指挥指令越来越没有效果。日军的进攻几乎没有受到阻碍，而顾祝同所在的第3战区则陷入了全面的败退。战斗结束时，许多兵员被伤亡，许多装备也被日军缴获。浙赣会战的失败，无疑是中国抗日战场的一个重大打击。 浙赣会战的失败，对于顾祝同及整个中国抗战军队来说，都是一次沉重的教训。战后，日军加强了对浙赣一带的占领，百姓饱受摧残。顾祝同虽然试图为战局辩解，但无论是战略失误，还是指挥失当，都难掩失败的事实。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顾祝同的失败是指挥体系混乱的一个缩影。在这场战争中，各军之间的协调和指挥问题显现无遗。顾祝同虽有雄心壮志，但面对日军时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这也是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顾祝同的失败也暴露了战术执行的僵化。虽然薛岳的天炉战法在某些条件下十分有效，但并非所有战场都能复制成功。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指挥官必须具备更强的判断力和适应性，而不是简单模仿别人。 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许多指挥官从这场战争中汲取了经验，注重协调与决策的及时性，这对中国抗战的后续作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