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戴笠的亲信、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投降了汪伪。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怒，鉴于国民党各方面潜伏于上海租界中的地下机构人员不断被汪伪汉奸拉下水，他严令戴笠尽快扭转局面，并且要实行有力反击，对汪伪汉奸队伍进行策反。 于是，文强被戴笠亲自点名，派往上海租界担任军统局策反委员会少将主任委员，兼任戴笠的代表出席刚建立起来的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并兼任驻上海的办事处处长。 当时的上海租界区，尽管属于租界当局管辖，但已成为日军占领的沦陷区中的“孤岛”。日伪汉奸仗着军事上的进展，在租界横冲直撞，嚣张已极。租界当局则畏惧如虎，有的甚至为虎作怅。 就在文强假扮商人辗转赶上海租界路途中，汪伪特务头子丁默邨、李士群在上海设立了特工总部。到1940年3月，汪伪在南京正式设立时，“76号”已发展成一个完备的庞大特务机构。他们采取收买、敲诈、绑架、暗杀等各种手段，拉拢和发展汉奸势力，重点打击地下抗日机构，镇压一切爱国团体和爱国人士。 据当时任汪伪司法行政部部长的汉奸罗君强于1970年病死前写的回忆称：76号特工总部主要是“对蒋帮特务中统、军统进行残酷的斗争，当然，对地下党方面也不会客气的”。罗君强曾亲耳听到李士群在一次会议上高呼：“左手消灭蓝衣社！右手打倒CC团！”国民党上海市地下党部的张小通被汪伪特工逮捕后，曾被他们以十分残忍的手段杀害。因为汪伪特工总部的各种暴行劣迹，其所在地区当时被人们称为“歹土”，“76号”被称为“歹窟”、“魔窟”，汪伪特工则被称为“沪西歹徒”。 文强到达上海后，先到设于法租界的驻沪办事处接头。这里是原军统交通站负责人萧焕文的家。萧焕文是湖南湘乡人，与周伟龙(前军统局上海区长兼驻沪办事处处长)是同乡。 与萧焕文交谈后，文强因感到这个人不尽可靠，所以文强的住处及行踪均对萧焕文保密，很少发生横的关系。由于这个警惕，使文强后来免掉了一场劫难。 文强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跑马厅租了一幢两楼一底房屋，以之前杜月笙开设的金子交易所为掩护，作为策反委员会办公处，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策反工作刚刚开展，就差点儿因一次意外绑架事件而夭折。这年年底的一天，文强独自到南京路上去买帽子。不料，刚走出后，他即遭到绑架。 绑架者中的一人是淞沪会战时文强参与组建的别动队何天风支队的参谋主任李燮宇。李燮宇一伙把他带到了沪西百乐门酒店一个房间。进去后，文强才知道主使者是一个伪军师长。 这个伪师长原是淞沪会战前已被判死刑的帮会分子，被文强等人提议保释出狱，让他召集上海的帮会人员戴罪立功加入对日作战。 1938年春夏间，这个伪师长曾受日伪南桥维持会长李天民引诱，率队投降日伪，编为浦东保安队。不过，这个伪师长也算是有点血性，他很快又设计诱杀了李天民及日军代表，率部反正，编为驻浦东地区的第八支队，他任队长。1939年10月，这个伪师长被已降日的原别动队上司何天风骗至上海，在日伪威逼利诱下，他再次率队降日，担任伪军师长。 文强到上海后，已将这个伪师长列为策反对象，但尚未来得及与之展开工作。 伪师长布置手下人绑架文强，原来是为了给他的结拜大哥何行健(号天风)报仇。何天风原在淞沪会战期间是别动队第一支队队长，后来做了第二支队队长、淞沪指挥部指挥，后叛变投日，当上了汪伪第二路司令。 就在几天前的圣诞节凌晨，何天风与汪伪特工总部第一处处长的陈第容(陈明楚)一起步出沪西愚园路惠尔登舞厅时，突遭军统局行动人员开枪制裁，这一制裁行动是由陈恭澍领导的军统局上海区负责的，与文强的策反委员会无关，但因都是军统，伪师长就把账算到文强头上了。 文强明白原因后，趁伪师长不备，夺过其放在桌上的一支手枪逼住伪师长，并对这伙人进行开导。正在僵持中，房门外闻声走来两个穿着长衫马褂的老人。一个是龚春圃，湖南平江人,曾任吴佩孚手下的盐务统领；另一个是高汉声，湖北人，曾任民国初年国会议员。两人都是上海红帮头领，已被文强举荐为策反委员会委员。 他们一看这屋里情景，忙推开堵在门口的几个喽啰，进门问明缘由后，指着伪师长的鼻子将其臭骂了一通。伪师长痛哭流涕表示悔过，其他喽罗见状，也纷纷跪下求两人宽恕。 文强将缴到手的那支手枪交给了高汉声，又对伪师长作了一番劝。最后，高汉声与龚春圃两人护送文强安全离开了百乐门酒店。 文强在策反委员会工作期间，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受到了戴笠的嘉奖。由于文强参与军统的暗杀、绑架等活动不多，抗战期间的以对日工作为主，戴笠死后又脱离军统，谋取了军职。 所以后来，文强在淮海战役中，作为杜聿明的副参谋长被俘后，在审查他的经历后，并未将他按照中统、军统系统的特务对待，而是按照被俘的国民党中将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