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25日，蒋介石的智囊杨永泰在汉口被刺身死。案发后，两湖监察使高一涵得到报告，说杨永泰参加一个宴会，赴宴结束返回时，在轮渡码头被人枪杀身死。高一涵将杨永泰被刺的情报报告监察院，随即收到监察院密令，要高一涵将此案发生经过详细查明上报。同时，报上已刊出蒋介石的命令，令军警机关对杨案限期侦破，对幕后策划者及凶手依法严惩。 高一涵调查后得知，凶手刺死杨永泰后，丢掉手枪，向江汉关后花楼小巷内狂逃，闻讯赶来的军警跟踪追赶，大声呼喊：“捉强盗！”当凶手逃到小巷内一家猪肉案边，为一屠户拦腰抱住，最后就擒。原来，这个屠户适巧在头一天被劫，听到巷口有“捉强盗”之声，立即提高警觉，极力协助。 凶手被捕后，武汉方面当即组织秘密侦查庭，审讯凶手，侦查庭设在汉口某旅社中。一天，侦查庭的代表廖树东，向高一涵讲起有关杨案的侦查情况。 原来，捉到的凶手只是执行杀杨永泰命令的人，究竟何人主谋一时还弄不清楚。据凶手供述，他不知道直接联系人的名字和住址，只知这人与汉口的一个叫“老三”的妓女相熟。因此，侦查人员就假作嫖客把汉口市行列“老三”的妓女叫来不少，但仍查不出什么线索。 后当侦查员正在写条子叫另一妓院的“老三”时，刚好有人来访，匆忙之间，条子上只写了个“老二”，差一“横”未写上，结果误把“老二”叫到旅社。 一问之下，她说：“我是老二，老三是我妹妹。” 侦查人员说：“快叫你的妹妹老三来！” “老二”说：“我妹妹近来好像有心事，未必肯出来应客。”最后，侦查人员还是把这个“老三”叫到了。因从“老二”处了解到她的情况，故侦查员搭讪地骗她说：“你相交的那位客人真不够朋友。他在湖南做了一笔生意，赚了7000多块钱。答应要给我一笔款子，不想我来汉口，连他的影子也找不到，真不够朋友。” 这一番恍惚的言语，正切中“老三”的心病，那个客人也曾经对她讲过，正做一笔生意，如成功，有六七千元的赚头，将来准备为她赎身从良。那人头一天晚上坐船回南京，临行向她借300块钱，她当时是将首饰当了，凑齐数目借给那人的。现在听说那人7000元早已到手，反而问她借钱，“老三”认定是受骗了。她越想越气，从袋中摸出一张纸条子，咬着牙狠狠撕掉，抛到水汀炉子的脚下，愤愤地离开了旅社。 “老三”走后，侦查人员忙捡起那张纸条，上面正是那个客人为她留下的南京通讯地址。当晚，侦查庭就将“老三”当作人犯传来审问。据她说，那个客人确在前一天夜晚乘轮回南京，她还亲到码头为他送行。那人头戴一顶蓝呢帽子，行李是用红被单包着的。 侦查庭得到这个线索，立即派人同“老三”乘飞机赶到南京，意欲先期抵达，好在码头上抓住那个客人。孰料船到而人迹渺渺。于是，侦查员们又在轮船码头和火车站上密布明暗岗哨，以“老三”作眼线，继续侦捕。终于在第三天，在京芜车站抓住了那个人。原来他为防不测，中途在芜湖下船，乘火车到当涂采石矶一带盘桓游荡两天之后，才到南京。 那人被捕后，供认杀杨永泰的凶手是接受他的指使，而他是听命于上海某人，并供出上面的指使人住上海贝当路×号。侦查庭又派人到上海贝当路×号去侦查，发觉住在这间房内的人已因他案被捕，于是巡捕房布置一个暗探住在屋内，继续逮捕前来联系的人。这天，适有刘芦隐的秘书前来联系，结果被扣，供出是奉刘芦隐之命前来，并说刘芦隐即将由香港来上海。于是，刘芦隐一到上海就被抓，略加审讯后他就供认是图谋杀害杨永泰的主犯。 高一涵当时听了廖树东关于案情的叙述，没有怀疑，直到六年之后，他调职兰州，这才觉察廖树东所言和法庭的判决纯系捏造事实，是用李代桃僵的欺骗手法来了结这一大案。 1940年，高一涵调任甘宁青监察使。有一次，CC系重要人物孙步墀有意地问他：“杨永泰被杀时你在武汉，你知道杨到底被何人杀害？” 高一涵说：“那不是刘芦隐吗？”孙步墀听了大笑一声。后来高一涵又和甘肃民政厅长郑震宇等谈起杨案，这才洞悉内幕真相，杀杨者乃是CC集团，孙步墀就是主谋人之一。 杨永泰当时是政学系首领，极得蒋介石信任，他在担任南昌行营秘书长时，万事一手包办，即使陈果夫、陈立夫等人要见蒋或呈送密件，都要由杨永泰转呈。二陈因杨永泰钻到蒋的左右，把住行营这一重要关口，对其恨入骨髓，决定将其除去。 CC系图谋杀杨，事前做了半年的准备工作，有四个省的中统负责人参加密谋，孙步墀即为其中一人。至于实行刺杨永泰的凶手，是被钱买通的。他原是贵州的杂牌军中的士兵，部队被解散后，他与另一士兵被一暗杀集团收留，住在汉口后花楼一小栈房里，每天发零用钱2角，住宿伙食都有人代他们开销。杀杨案前，有人同他们接洽，发给其行凶用手枪一支，允诺如事成另给酬金2000元。行凶前，联系人通过电话，用隐语指出暗杀对象那天的行装打扮和渡江地点等。 杨永泰被杀后，CC系把杀人之名嫁到蒋介石本就痛恨的刘芦隐身上，这样，既了结了杨案又打击了对手，可谓一箭双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