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1日，原国民党炮兵中将、太湖绥靖区司令张权，132师师长李锡祐在上海街头游行后，被军警执行枪决，在军警扣动扳机前，两人高呼“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万岁“。为了掩人耳目，张权、李锡祐背后插着纸牌，上面写着两个字‘银牛”，当时国民政府货币疯狂贬值，银元成了硬通货，上海当局将倒卖银元的人叫做银牛”。 但是张权、李锡祐被杀和倒卖银元无关，这只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一个障眼法，实际上两人是由于策动起义，准备在上海找机会将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活捉，不料事泄被人告发，导致功亏一篑。 那么这次起义为何失败了？在5月13日这天，张权让他的侄女婿秦然轩前往复旦大学（当时132师的驻地就在复旦），把132师师长李锡祐写的亲笔信送给该师情报科长张贤。秦然轩和张贤见面后，将密信给了他。 可是，这个张贤早在5月初在张权和秦然轩商议起义事宜时，就已经准备告密了，只是苦于没有证据，拿到信后他主动向汤恩伯告密，可惜的是从头到尾李锡祐都对张贤极为信任，结果遭到了算计。 汤恩伯见状是吓出来一身冷汗，他马上将张贤从中校科长直接提拔为132师上校参谋长，并奖给了5000大洋，紧接着汤恩伯召集上海的军警特务，部署对张权、李锡祐等人实行抓捕。 5月15日清晨，对张贤告密一无所知的张权走出家门，去找地下党员王亚文商议事情，他出门后不久，特务来到了他家，将家中的秦然轩抓住。随后，特务又来到了李锡祐家，将刚回家的李锡祐抓捕。 到了中午，毫不知情的张权还在和王亚文在一家饭馆吃饭，张权对王亚文说:“如果出了意外，我在家里的二楼窗外挂一件红衣服。” 下午4时多，张权向家中走去，来到门口看见家中二楼窗台上挂着一件红衣服（秦然轩被抓前挂的）。张权连忙回头就跑，可是守候在四周的特务冲了出来，几个人将他死死抱住。 张权被抓后和秦然轩被关押在同一个牢房，张权对秦然轩悄悄地说：“如果追问这次起义的最高指挥是谁，你就说是我，让我来承担一切。” 当天晚上就开始提审张权，由于张权守口如瓶，所以特务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但还是一无所获。接着，又对李锡祐进行了审讯，特务用刑把李锡祐的腿打断，手臂也打折，但李锡祐一言不发，特务将告密的张贤叫来和李锡祐对质。 张贤和李锡祐是老乡，都是江苏赣榆县人，张贤是李锡祐的老部下，李锡祐一直很看重张贤，看到这个昔日的好部下出卖了自己，李锡祐承认了自己的起义计划，但坦言自己毫不后悔。 5月16日清晨，王亚文等地下党来到了起义临时指挥部，但是左等右等不见张权来。王亚文感觉不妙，决定亲自去看一看，他走到张权家的路口时，感觉气氛不对，再远远地看去，发现张权家二楼窗台上，挂了一件醒目的红衣。 王亚文知道出事了，他连忙离开了这个危险的地方。由于参与起义的好多人员都是张权单线联系的，如今张权被抓，起义也就无法进行了。 5月16日下午，特务第二次提审张权，让他供出所有参与人员。张权慨然说说:“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要杀就杀我，和他人无干。” 特务要用酷刑，张权怒斥说:“我一个堂堂的国军中将，你们的汤恩伯总司令，北伐时在我的手下当过营长。士可杀不可辱。”在短短的七天时间内，特务对张权审讯了五次，有一次超过了12小时，但张权始终没有供出任何人。 张权、李锡祐被杀害四天后，5月25日，解放军进入了上海市区，地下党在普善山庄找到了两人的遗体，张权、李锡祐后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安葬于上海市烈士陵园。 上海解放后，来不及逃跑的张贤只得在老乡朱涤生家里躲藏起来。有一天，张贤外出时，遇到了原132师演剧队的一个熟人，这个人已经参加了解放军的文工团，他让张贤去自首，说解放军正在到处找他，张贤连忙逃到了杭州，化名张斯屏。 到了1950年初，改头换面的张贤以为风头过来，在杭州开了一个香烟厂，生产飞舞牌、蓝吉牌香烟，他还把上海的小老婆偷偷接到杭州，两人过起了逍遥快乐的日子。 1952年5月，杭州市凤山门派出所的民警来找张贤谈话，向他了解情况。张贤心中有鬼，当晚就不见踪迹了。十几天后，民警在杭州郊外发现了一具男尸，张贤的小老婆前去对民警一口咬定，这个男尸就是“张斯屏”。 1953年1月的一天晚上，张贤和几个潜伏的特务秘密策划从水路逃往香港，结果几人全部被抓。在审讯时，张贤谎称自己是无业游民，说去香港是准备务工赚钱，由于也没有其他证据，所以张贤被暂时关押劳改。 在劳教期间，张贤有主动”坦白“，编造说他以前是个老师，后来去国民党军队当了当下级军官。在劳改期间，张贤伪装得很好，还得到了表扬，不久后就被释放。 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后来，上海公安部门收到了从石家庄寄过来的材料，上面揭发了张贤的真实身份和罪行。上海公安部门将张贤抓捕，在证据面前，张贤只得认罪。 1957年1月，张贤被判处死刑，不久后执行，这个告密者受到了应得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