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这位以学术深厚和教化著称的湖南名师，在教育生涯中培养了众多优秀学子，其中最令他引以为豪的三位门生便是萧子升、蔡和森与毛主席。这三人不仅在学业上出类拔萃，而且在性格与志向上也有着相通之处，因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被人们称为“湘江三友”。 1909年，萧子升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成为杨昌济门下的重要弟子。两年后，蔡和森也步入省立第一师范，与萧子升成为同窗。此时的长沙学风浓厚，各种新思想与新文化如春风般吹进校园，启发着青年们的心灵。

毛主席的求学生涯稍晚一些。1911年，年仅18岁的毛主席离开家乡，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开始接触更广阔的世界。由于毛主席的勤奋和思想深刻，他的才华逐渐显现出来。。 1913年，毛主席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第一师范，终于成为杨昌济的学生，与萧子升和蔡和森正式成为同窗。三人因志趣相投而迅速亲近，结成深厚的友谊。 1917年暑假，湖南的天气炎热，田野间稻浪起伏，正值农忙时节。毛主席在长沙找到老友萧子升，提出了一项特别的计划：他们一起前往宁乡、安化等地进行社会考察。毛主席建议，这次旅行要有别于以往的普通出行，不带一文钱，全程依靠沿途的乡民接济，用这种方式换取食宿和路费。他将这种方式称为“打秋风”。

萧子升家境富裕，毛主席的家族在湘潭韶山冲也算殷实，两人本没有经济上的困难，完全可以选择更为便利的方式完成这趟旅程。然而，毛主席坚信，只有经历风餐露宿、切身体会底层人民的生活，才能锻炼意志，真正了解社会。他的坚持打动了萧子升，两人最终决定以最朴素的方式上路。 在宁乡游历时，毛主席和萧子升走访了当地的白云寺和香山寺。白云寺依山而建，石阶蜿蜒而上，寺院的香火虽然不算旺盛，但却透着一股宁静。两人怀着考察的目的，递上名帖，见到了寺中的老方丈。这位年长的僧人在收到名帖后，端详片刻，便从书写的笔迹和格式推测出了两人的身份与性格。

老方丈指出，名帖中的“毛”字书写洒脱，笔画虽少却占据了更多的空间，而“萧”字虽然笔画复杂，却显得规整而压缩。他从这点出发，描述出书写者的性情，一人性格外向，意气风发；另一人行事内敛，注重秩序。他的这种观察令两人惊讶，更让他们佩服方丈的细致与敏锐。 深夜讨论与诗歌创作 毛主席和萧子升来到密印寺后，被寺庙的朴素与宁静氛围所吸引。在方丈的安排下，他们住进了一间简陋但整洁的小屋，屋内陈设简单，只有一张木床和一张旧桌子。每日清晨，寺中钟声响起时，毛主席和萧子升便早早起身，与僧人们一起参加早课。殿内香烟缭绕，诵经声回荡在四周，毛主席和萧子升端坐其间，默默聆听僧众吟诵经文，感受着佛教独有的仪式感。

早课结束后，他们与寺中僧人一同用斋。寺中的饭食虽简单，却极为讲究节俭，粗茶淡饭中透着一种清淡的满足感。毛主席和萧子升并没有局外人的拘束，而是与僧人们一起挑水、劈柴，帮着做些力所能及的杂活。 闲暇时间里，毛主席和萧子升会铺开宣纸，在桌前提笔写诗。毛主席的诗文奔放豪迈，行笔间大开大合，而萧子升的作品则更为细腻、含蓄，字里行间显现出不同的情感和气质。他们时而交流创作的心得，时而静坐冥想，将旅途中积累的见闻融入诗句之中。方丈偶尔走来，观察两人的作品后，会提出一些看法，从文字结构到诗意表达，方丈的意见简洁却中肯，这让两人在创作时更有方向感。

佛学与世事 第三日清晨，山间薄雾笼罩，密印寺的钟声响彻山谷，毛主席和萧子升整理好行装，准备启程离开。他们向寺中的僧人一一道别，最后来到寺门前，向等候的方丈作揖告辞。方丈身着灰布僧袍，站在寺门前，神色慈祥却又显得沉思。他目送两人走向山间小路，突然缓步上前，将目光落在萧子升身上，语气平和却意味深长地说道：“萧施主若愿意，可留在小寺，常伴青灯古佛，可保你一世安宁。” 萧子升听罢，明显愣了一下，停下了脚步。他回头看了方丈片刻，沉稳地作揖道谢，却委婉地拒绝了方丈的建议。他的语气平和，但透露出一种坚定。方丈微微点头，似是预料到了这个结果，随后叹了一口气，双手合十说道：“故国虽好，寺中虽静，奈何留不住萧施主，今后萧施主恐怕要漂泊一世。”

方丈的这句话让萧子升微微皱眉，显然对这话中的深意有些不解。但方丈没有再多言，只是平静地转身，把目光转向了一旁的毛主席。片刻后，方丈开口问道：“敢问毛施主，如何看待佛教与天下？” 毛主席站直身子，语气坚定而有力。他说道：“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我辈主张救国救民，两者有共通之处。救国救民在于找到大本大源，而大本大源在于工农大众。工农群众中有很多人信仰佛教，我要做工农大众的工作，就要懂佛教。”这番话言辞恳切，条理清晰，将佛教与社会的联系一语道破。

方丈听后，脸上浮现出一抹赞许的神情。他缓缓点头，目光久久停留在毛主席身上，似乎对这个年轻人充满期待。他用手轻捻佛珠，声音略显低沉，却又饱含深意地说道：“今后佛家存亡，关键在你。” 毛主席闻言，向方丈深深作揖。寺门前的气氛显得庄重而肃穆。萧子升站在一旁，虽未开口，但从他的神色中可以看出，他对方丈的话同样充满敬意。两人随后辞别方丈，转身沿着山路离开。 意见分歧与终生遗憾 毛主席与萧子升从新民学会的同路人逐渐走向了分歧，源头在于他们对组织未来发展的理念不同。新民学会成立初期，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讨论如何改变社会，如何实现中国的振兴。然而，随着学会的发展，成员的思想不再统一，一些人开始思考更具体的实践路径，而另一些人则试图保留学会作为一个思想启蒙的平台。

萧子升希望学会继续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交流组织，并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理念。他主张通过启发个人觉悟、推动自由思想，来逐步实现社会变革。他相信，这种方式可以保留学会的开放性，让更多不同背景的人参与进来，而不局限于具体的政治组织。萧子升认为，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和平等理想与新民学会的初衷是一致的，因此，他坚持将这种思想作为学会的指导原则。 而毛主席则从湖南的社会考察中看到了不一样的现实。他逐渐认识到，思想上的启蒙固然重要，但要真正改变国家的命运，必须依靠更有组织性和行动力的力量。他提出，新民学会已经完成了启蒙的任务，应该顺势解散，把力量转移到更具实践性的组织中去，比如中国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些新兴组织以阶级斗争和革命为核心理念，强调通过有纪律的行动来推动社会变革。

两人的分歧很快变得难以调和。在讨论新民学会未来的几次会议上，毛主席和萧子升都据理力争。他们各自引经据典，试图说服对方，但无论是对组织功能的理解，还是对中国社会根本问题的看法，都无法达成共识。萧子升认为，毛主席的主张过于激进，可能会导致学会丧失包容性；毛主席则批评萧子升的理念脱离现实，难以形成实际的推动力。这些争论使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最终分道扬镳。 毛主席在离开新民学会后，全身心投入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中，而萧子升则按照自己的理念，继续探索无政府主义的道路。后来，萧子升进入国民党政府任职，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政治道路。1926年后，他们彻底失去了联系。

多年来，毛主席对这段友谊的失去感到遗憾。作为曾经的知己，萧子升在他早年的思想成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时代的洪流和各自的选择最终让他们无法继续同行，而萧子升后来跟随国民党离开大陆，最终病死在乌拉圭。 从这个层面看，方丈的预言并非虚言，但也未能预见全貌。而在宗教方面，毛主席在新中国治理过程中，是按照当初跟方丈说的去推行政策的，方丈也算是早早问出了中国宗教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