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渣滓洞狱医刘石仁到女牢诊病，一个女犯突然摔倒在地，刘石仁下意识地去扶她，下一秒却愣住了，因为对方竟塞给他一个纸团！ 在重庆解放前，渣滓洞看守所是革命志士遭受国民党特务、看守和管理人员残酷迫害的地方。那些手上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刽子手，在重庆解放后终于受到了人民的正义审判。然而，也有一部分看守所的管理人员并非出于恶意，而是因为生活所迫而误入这一职位。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管理人员逐渐意识到革命者为国家和民族做出的贡献，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为革命者提供帮助，避免参与迫害。 刘石人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1947年12月，渣滓洞看守所再次关押了那些为革命事业而斗争的人。随着更多革命者被拘押，他们的身体因遭受严酷刑罚而备受摧残。加之气温逐渐升高，狱方担心会爆发传染病，因此向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总务处检诊所提出申请，希望能在看守所内设置一个分诊所。经过审批，医院同意在渣滓洞外的一个小屋里设立分诊所，并派出刘石人负责相关工作。 作为渣滓洞看守所的狱医，刘石人秉承着“济世活人”的理念，立志为狱中的革命者提供最好的医疗帮助。他为革命者提供治疗，不仅关注他们的身体健康，还希望通过自己的医学知识帮助这些受到严酷对待的革命者重新恢复体力。在刘石人的努力下，许多革命志士的病痛得到了缓解，身体逐渐恢复，甚至一些人因治疗而重新找回了生的希望。 在渣滓洞这个特殊的地方，刘石人面临的不仅是医学挑战，还包括如何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履行职责。渣滓洞是一个高度机密的看守所，里面关押的几乎全是政治犯，每个人都被赋予了独特的编号，刘石人在给革命者治疗时，不需要知道他们的姓名，这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身份。 一九四八年的冬天，重庆渣滓洞监狱里，刘石仁医生像往常一样来到女牢查房。阴暗潮湿的牢房里飘着刺鼻的药水味，几个病号正排队等待诊治。他一边翻看病历，一边给犯人们做着简单的检查。就在这时，一个女犯人突然跌倒在地，刘石仁下意识地伸手去扶。在搀扶的瞬间，他的手心里多了一个纸团。 这个意外让刘石仁愣在原地，但他很快镇定下来，若无其事地把纸团塞进口袋，继续给其他病人看诊。离开监狱的路上，刘石仁才有机会看清纸团上的内容。作为一名普通的狱医，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卷入这样的境地。 就在刘石仁还在犹豫不决的当晚，渣滓洞监狱突然传来紧急通知，要他立即赶往女牢。到达后他发现，病人正是白天塞给他纸团的女犯胡其芬，她因心脏病发作正在接受紧急救治。在为胡其芬做检查时，她又趁着无人注意的瞬间，将第二张字条塞到了刘石仁手中。 这次的内容更加紧迫，有几名同志因受不了酷刑已经暴露，他们的自由和生命危在旦夕。第二天清晨，刘石仁按照字条上的地址，找到了那些即将被捕的人。他们得到消息后迅速转移，当特务们赶到时已经扑了个空。这次成功的营救行动，让刘石仁重新找回了自己曾经立志报国的初心。 从那以后，刘石仁开始与地下党建立起秘密联系。他充分利用自己作为医生的身份便利，为狱中的地下党员提供各种帮助。他会仔细观察特务的工作规律，在适当的时机为囚犯们递送信件和必需品。渐渐地，他在狱中和地下党之间建立起了一条秘密的信息通道。 刘石人本身并不关心政治，他刚到渣滓洞时，每次为受刑者疗伤时，看见那些伤痕累累的身体，不禁想：“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傻，明明打成这样还不招供。”刘石人天生善良，只是秉持着“济世活人”的信念，尽心尽力为这些“政治犯”治疗。 此时，渣滓洞的关押人数已经达到200多人，然而却只有一个医生，药品只有20种左右，还有两只体温表，听诊器也是刘石人自己携带的。看守特务还苛刻规定，医生只能通过牢门的小窗口询问病情，然后喊号发药，根本不能接触病人。这样的限制让刘石人感到非常不满。 时间一长，刘石人开始了解这些“犯人”背后的身份，发现他们当中不乏教授、记者、银行经理、富家公子等有社会地位的人，完全不是他原先所想的那样。他与这些人交谈后发现，他们其实是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人。狱中的革命者们也对刘石人进行了思想工作，逐渐使他对革命产生了同情。 刘石人发现关押在渣滓洞女牢的周泉香常常哭泣和呕吐，经过检查后，他得知周泉香刚结婚便被捕，现在每次吃饭都会呕吐，甚至不吃饭时也会呕吐。刘石人通过判断得知，周泉香的症状是妊娠反应。 由于狱中环境恶劣，他便向李磊反映，希望能够改善孕妇的伙食。李磊却拒绝了他的要求，并讥讽他说他多管闲事。刘石人感到非常气愤，便与李磊发生了争执。最终，他提出是否可以由自己出钱为病妇购买一些营养食品，并帮助她与家人联系。 1947年12月，渣滓洞看守所再次关押了许多革命志士，这些人主要来自1947年“六一大逮捕”事件，以及其他政治案件。渣滓洞关押的人数最多时曾超过三百人，其中包括江竹筠、许建业、余祖胜等知名人物。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前夕，被关押的两百多位革命志士被残酷杀害，只有15人成功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