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杜月笙兴冲冲的乘车前往上海，认为当不了市长再不济也是副市长。火车快到上海时，钱大钧为市长、吴绍澍为副市长的任命公布了。

本来，杜月笙的门徒在车站给他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不想，吴绍澍以副市长的名义，派人去驱赶杜门弟子，不许他们在车站聚集。

杜月笙在冷清的状态下回到上海的住所后，得知是吴绍澍背后搞得鬼后，大感震惊和失望，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吴绍澍会对他下手。

吴绍澍十几年前投入杜月笙门下，成了杜门子弟，这个身份对他帮助极大。后来，吴绍澍加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CC系”，被派去汉口任职。吴绍澍到任后不久，和当地的帮会头子结怨，杜月笙伸出援手，给汉口的青帮头目修书一封，让他对吴绍澍“多加照拂”。杜月笙的面子不小，这封信让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在吴绍澍发迹后，杜月笙对这个门徒也不摆师父的架子，两人相处很是融洽。那么，吴绍澍为何突然要对杜月笙发难呢？

原来，吴绍澍在抗战中后期，被陈立夫派去上海担任党部主任委员，蒋经国插手“三青团”事务后，又让吴绍澍兼任“三青团上海支团部”的干事长。

抗战胜利后，吴绍澍成了“CC系”、“三青团”在上海的代表，在陈氏兄弟、蒋经国的推荐下，他又担任上海副市长兼社会部长。

身兼多个要职的吴绍澍，在上海市府的影响力，仅次于市长钱大钧。吴绍澍的后台主要是陈氏兄弟和蒋经国。陈氏兄弟和杜月笙虽无公开的矛盾，但众所周知，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是杜月笙的密友，中统、军统势同水火，陈氏兄弟对杜月笙是不会有多少好感的。

蒋经国对帮会分子向来没有好感，和他交好的宣铁吾（黄埔一期）去上海担任警察局长时，在上任的记者招待会上，特别提出要整顿青红帮，表示凡是青红帮门徒，一律不见，一律不用。

宣铁吾这“第一炮”，无异于给杜月笙一个下马威，其背后自然有蒋经国的授意。

吴绍澍野心勃勃，想在仕途上更进一步，若要达成目的，陈氏兄弟、蒋经国的助力是少不了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急于和杜月笙撇清关系，将杜门子弟这个身份取掉。

下令取消欢迎仪式，只是吴绍澍对付杜月笙的“开胃菜”，紧接着，他利用掌握的《正言报》等报刊，时不时的刊文抨击杜月笙等上海的帮会头子，斥责他们横行不法。

在吴绍澍的步步紧逼下，杜月笙尽管愤怒，但还是试图缓和关系，因为抗战胜利后，随着租界取消，上海青帮赖以生存的土壤不在了，杜月笙行事也不能像当年那么肆无忌惮了。

杜月笙派人给吴绍澍送去厚礼，恭贺“吴副市长”上任，但礼物被退回。杜月笙不死心，又去上海市府拜会，没想到，连钱大钧都抽空见了杜月笙，吴绍澍却以“公务繁忙”为由，拒绝见面。

不久后，吴绍澍得知杜月笙在公馆摆了几十桌酒菜宴请各界人士后，便主动登门。杜月笙见吴绍澍来了，笑脸相迎。

吴绍澍却拉着脸，来到人多的地方高声说：“几天前杜先生到市府来拜访我，我因事顾不上接待，今天特来说明。”

说完后，吴绍澍扭头就走。吴绍澍这是故意为之，在人多的地方将他和杜月笙彻底决裂一事，广而告之。

杜月笙气得发抖，但也只能暂时隐忍，因为单靠他的力量，已无法对付得势的吴绍澍了。戴笠到上海后，得知杜月笙的处境后，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态说：“杜先生是有功的，是军统的朋友。”

有了戴笠主动发声，门庭冷落的杜公馆，很快就又变得热闹起来。

当时，在宣铁吾、吴绍澍的联合打压下，军统上海办事处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宣铁吾当过老蒋的侍卫长，又是小蒋的好友，戴笠惹不起，于是吴绍澍便成了报复的对象。对戴笠而言，搞掉吴绍澍，既可以敲打宣铁吾等军统的对头，还可以替杜月笙出口气，算是一举两得。

戴笠让上海办事处以“肃奸”、“清查逆产”的名义，暗中调查吴绍澍，发现他借着接收的名义，捞了不少的钱财，比如原日伪大员邵式军的大别墅，就被吴绍澍强行占去。

在掌握足够的证据后，戴笠一声令下，让大特务毛森带人查抄了原邵式军的别墅，从里面搜出了吴绍澍藏匿的大量财物。

吴绍澍大惊失色，连忙向戴笠解释，说这些“逆产”是暂时存放，随后就会送去充公。戴笠根本不理会吴绍澍，整理好材料后，直接递交给了老蒋。

吴绍澍见状，准备飞去重庆让陈立夫帮他斡旋，可不等他出发，戴笠、杜月笙这边又发力了，市府的一些委员，联名状告吴绍澍。

焦头烂额的吴绍澍，不得不在周会上应对委员们的质询。会议将结束时，一群来历不明的女子冲入会场将吴绍澍围住，有的挺着大肚子，有的抱着孩子，几个四、五岁模样的孩子跑上来拉着吴绍澍的裤子喊“爸爸”。

第二天，上海的报纸争相报道了吴绍澍的“艳闻”，还有好事的记者去采访那些女子，女子们按照事前编好的剧本，都自称吴绍澍与她们有过不同寻常的关系。

事情闹到这一步，吴绍澍的仕途也就到头了，老蒋一纸手令，将他的本兼职务全部免掉。吴绍澍的倒台，可以看出，杜月笙的影响力虽大不如前，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对付吴绍澍这样的官场”暴发户“，还是有余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