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月，开封伪军司令孙良诚宴请张维玺，席间突然宣布，汪精卫任命张维玺为伪第二方面军副司令，张维玺大惊失色，当场拒绝。 半年前，因有汉奸告密，日本宪兵队在天津将张维玺的父亲和妻子抓到济南扣押，要挟张维玺投奔汪伪政府。 张维玺和孙良诚都是原西北军将领，一年前孙良诚率部投降日伪，被任命为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伪第二方面军司令。张维玺不愿意担任伪职，但是却又担心父亲、妻子安全。于是，他便潜入开封，去找孙良诚，希望孙良诚能够出面，保释他的父亲、妻子。 不料，张维玺到开封后，孙良诚表面客气，暗中则部署人手，不让其离开开封，并且报告给了南京的汪精卫，让张维玺当他的副手，企图拉其下水。 宴会散了后，张维玺回到旅馆，见副官苗秀升（张维玺外甥）正在等他，张维玺满脸怒气地把宴会上发生的事说了一遍。 苗秀升说：“饭无好饭，宴无好宴，这是孙良诚在逼着您下水，现在只能忍着等他们把人放出来，您这时要多注意，别引起他们的怀疑。大家非常担心您的安危，叫我来探听一下。” 张维玺说：“你回去让他们放心，我在这里还好，等孙良诚回来后，叫他无论如何先解决放人的事，你过几天再来开封，看情况再作打算。” 第二天，谷大江（伪开封绥署参谋长）带人强行接张维玺到绥署，召开全体人员会议（孙良诚当日前往南京），会后谷大江引领张维玺到各部门走了一趟并介绍其主要负责人。 午饭后在休息室里，张维玺问：“你们现在部队都驻扎在什么地方。” 谷大江说：“孙司令去年一开始担任的是第二方面军总司令，下辖两个军，另外总司令部还直辖着一个三十七师和一个特务团，赵云祥任第四军军长，王清瀚任第五军军长，直辖师师长是孙玉田。不久前，开封绥署主任刘郁芬调职，由孙司令兼任主任，我成了绥署参谋长，总部设于开封和八公桥两地。" 张维玺又问：“日本顾问在绥署里干什么？” 谷大江哼了一声说：“日本驻军在南京设有最高军事顾问部，向各军事机构和各部队都派遣有军事顾问，开封绥署的日本顾问叫井福少佐，他直属南京日本最高军事顾问松井久太郎指挥，绥署里无论大小事务，都要经过日本顾问许可，别看他是少佐，孙总司令有事要向他请示，而他下达的命令都要服从，实际上我们的军队是在日本人的严密控制之下。” 张维玺问：“孙良诚什么时候能回来？” 谷大江说：“大概半个多月吧！最近听说刘郁芬生病住院，孙司令还要去探望一下，他回来时还要到八公桥总部去布置工作。” 十几天后，孙良诚回到开封，张维玺询问解救家人之事，并再次表示自己不能担任伪职，孙良诚说：“已经定下的事，你别再推辞了，咱们都是老朋友，大家一起共事，还有嘛不行的。” 孙良诚接着说：“我在南京曾去看望刘郁芬，他在病中还问过你的事。谢庆云(伪第二方面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对我说，刘郁芬曾经与日本军事总顾问联系过，他说不久即可放人。” 几天后，孙良诚急匆匆走进房间，笑容满面地对张维玺说：“保释的事办妥了，济南方面已把人移送到开封，日本军部通知明天去接人。” 次日中午，孙良诚从日军师团部（铁塔寺附近）将张维玺的父亲张安然、妻子王仲瑛接送到旅馆。 张维玺见到被关押达半年之久的父亲，身体羸弱，面容憔悴变得苍老了许多，顿时跪倒在地，泪流满面地磕头赔罪，张安然也激动的流下眼泪，王仲瑛则在一旁抽泣，突然，张安然脸色变得苍白，倒地不起，张维玺慌忙将父亲抱在床上，孙良诚立即派人叫来军医官紧急施救，经检查后，医官说：“老人年纪大，身体受过折磨，十分虚弱，加上旅途劳顿，又因情绪过分激动容易引起昏厥，应当卧床静养。” 接着，医官拿出一些药品叮嘱按时服用，孙良诚对张维玺：“以后有嘛事儿和要嘛东西，就叫勤务兵直接去绥署找谷大江办理。” 经过几天的医治和休养，张父的身体逐渐恢复，当他得知张维玺被任伪职后，气得浑身发抖，大声斥责道：”你怎么能当汉奸！难道忘了是谁把咱家烧的净光，你还给他们当帮凶，快去找孙良诚辞职，我不怕他们整死我，大不了一死。“ 张维玺急忙劝慰，低声告诉父亲：“为了救出你，我才来开封找孙良诚，现在是权宜之计，不用担心，我不会让孙良诚拉下水。“ 过了几天，孙良诚来旅馆看望，对张维玺说：“过几天，我去南京开重要会议，我走后，你要代理一下公署的事务 。” 张维玺把一份辞职书递给孙良诚，孙良诚看后面色不悦地说：“你干嘛这么固执，是我作了担保，济南才放人，你辞职不干，我怎么向上交代。” 张维玺正色说：“你知道不知道，日本兵把俺老家全烧光了，逼得全家老小逃到天津，俺爹又被日本宪兵队抓去折磨得半死，这些事要是搁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想，怎么做，我是凭着咱们的老交情找你来保释老人家，你不能拿这件事，压得我抬不起头来，做人要有良心，你不能乘人之危。 ” 孙良诚面色尴尬，考虑良久后，让张维玺及家人去干训团（第二方面军干部训练团）暂住，孙良诚拉张维玺下水的图谋，落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