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钱大钧由香港逃到台湾。这个昔日蒋介石的侍从长，“八大金刚”之一的元老，到台后也只有“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这一虚职。和大部分逃台的国民党大员一样，钱大钧此后便处于半退休状态，领着薪水却无多少事情可干。 曾当过黄埔军校教官的钱大钧，身体素质相当不错，他喜欢体育运动，年轻时还是业余足球队的队员，所以到台后不久，他便被聘为台湾体育联合会的常务监事，后来又被聘为台湾足球协会的主任委员。钱大钧在台湾体育界的头衔很多，连田径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都当过。闲暇之余，钱大钧经常带着台湾省的体育代表队参加各种赛事，一个国军上将带着一帮青年人去参加体育比赛，也算是一件趣闻。 不光是体育界，钱大钧还担任过好多协会、学校的挂名职务，比如某戏剧学校的董事等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台期间的钱大钧确实是没有多少要事可做，处于赋闲状态。 1955年6月，蒋介石免去孙立人陆军总司令的职务，让其担任没有兵权的总统府参军长，不久后就发生了疑云重重的“孙立人兵变案”，孙立人随即被软禁。 接着蒋介石指定陈诚、吴忠信、许世英、俞鸿钧、何应钦、黄少谷、俞大维、王云五、王宠惠等9人成了所谓的“调查委员会”。蒋介石想起了赋闲许久的钱大钧，便任命他为军事法庭的审判长，钱大钧其实对孙立人印象不错，并不愿意去当这个“坏人”，但是蒋介石点名让他审判，他只得硬着头皮去庭审。 在庭审时，钱大钧问孙立人：“你是陆军二级上将，为何要图谋发动兵变。” 孙立人申辩说：“审判长，我曾当过你的部下，你应该了解我的为人，我在台湾练兵期间毫无异心，自认没有任何不轨行为。” 为了证明自己，孙立人拿出了自呈清白的证据：在蒋介石来台湾前，美国驻远东司令麦克阿瑟曾给孙立人发了一个电报，让孙立人来东京，有要事商谈。 孙立人接着拿出了当时的会谈纪要，原来当时美国想放弃蒋介石，扶持新的代理人，所以让麦克阿瑟拉拢孙立人，让孙立人利用在台湾编练新军的机会，控制台湾不要让蒋介石来台，对麦克阿瑟这个建议，孙立人立刻拒绝。 钱大钧仔细看了孙立人提交的证据后，也觉得孙立人确实是清白的，于是便说：“我会将调查结果如实上报的，你先在家中闭门思过，等候消息吧。” 庭审结束后，钱大钧不敢拖延，立刻去向蒋介石汇报，并直言孙立人是无辜的，但是蒋介石还是要判处孙立人监禁，接着蒋经国的情报机构又散布消息，说孙立人的部下有不少“共谍”，于是蒋介石决定判处孙立人无期徒刑。 得知消息的钱大钧再次去找蒋介石，说自己当过孙立人的长官，孙立人最多是性格有问题，但绝对不会有异心的。在钱大钧及其他人的求情下，孙立人免于监禁，而是被长期软禁在台中的家中，这一软禁就是33年，和无期徒刑又有多大区别呢？ “孙立人案”让钱大钧心灰意冷，从此彻底不问军界之事。1963年6月，钱大钧担任台湾省的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在这个职务上他还是比较有作为的，在1966年，中华航空公司从美国采购了5架波音727客机。到了1968年，已经75岁的钱大钧深感体力不支难以应付繁重的工作，于是辞去了董事长一职，而成了名誉董事长。 钱大钧这个人虽然贪财，但是人缘倒是不错，这是因为钱大钧是个内敛的人，对待同僚的态度都很温和，对手下也是态度和蔼，据他的秘书讲，从来没有见过钱大钧拍桌子骂人。而且钱大钧也没有其他不良嗜好，对家人从不谈军事和政事，这点倒是颇得蒋介石的欣赏。 晚年的钱大钧生活很规律，如果没有紧急的事情，早上必然是先打太极拳，之后再练书法。钱大钧的书法练了好几十年，很有功底，在台湾是很有名气的。 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病逝于台北，死后的碑文就是钱大钧书写的。台北著名的园山饭店，门口招牌上“园山饭店”四个大字，也是钱大钧书给书写的。钱大钧还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手抄了一份篆体钟鼎文“金刚经”，并将其免费赠送给了台北博物馆。可见，钱大钧的书法造诣还是很不错的。到台后的钱大钧有大把的时间，所以他开始和台湾的文人频频往来，晚年他开始研究哲学，学习英语。 虽然钱大钧在大陆期间以敛财闻名，但是他置办的房产、地产在逃台时又无法带走，到台后，钱大钧过得还是比较拮据的，钱大钧在台期间居住在一个为他分配的小木屋中，一住就是30多年。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钱大钧倍感寂寞，他非常怀念家乡。 钱大钧的原配是欧阳藻丽，欧阳藻丽病重时嘱咐妹妹欧阳生丽照顾丈夫，不料欧阳藻丽很快就病好了，却发现妹妹已经和丈夫在一起了，就这样钱大钧便顺水推舟的又娶了小姨子。欧阳姐妹为钱大钧共生了12个子女。钱大钧的子女有的留在大陆，有的去了台湾，有的去了美国，道路大不相同。 1982年7月21日，钱大钧在台北病逝，终年90岁。如果仔细研究一下，会发现，逃台的国民党大员，大都在晚年非常思乡，也大都是祖国统一的坚定支持者，钱大钧、陈立夫、陈诚等人都是如此，这点还是要给予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