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16日，34岁的遇罗锦以夫妻感情破裂向法院申请离婚，谁也不曾想到，这居然引发了持续一年之久的全国婚姻大讨论，连人民日报、新华社都站出来痛斥遇罗锦，遇罗锦一下子就成为了全国名人，不过在当时名声不好。 新中国成立后，婚姻法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社会对于婚姻和家庭观念的彻底革新。作为新中国的首部法典，《婚姻法》不仅为妇女争取到了平等的权利，也意味着国家对于婚姻自由和人权保障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在当时，婚姻法的实施是为了让妇女摆脱旧社会道德束缚的象征。然而，这一法令初衷虽然为女性争取了一定的自主权，却也在特定时期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反应，尤其是关于离婚这一问题的讨论。 1950年代，中国进入了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随着婚姻法的实施，离婚逐渐成为可能。在1950年代，离婚数量激增，甚至出现了所谓的“离婚潮”。不少夫妻因为不同的原因选择结束婚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社会变革的产物。离婚不再是单纯的社会羞耻，而成为了许多女性和个体的自我选择，特别是在婚姻中遭遇压迫和不平等的女性，他们通过离婚重新获得了独立和自由。这一时期，离婚的社会接受度有所提高，尽管当时离婚率并不高，但它已成为一种更为公开的社会现象，逐渐改变着传统的家庭结构与婚姻观念。 然而，随着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到来，社会风气急剧发生了变化。婚姻和性问题被迅速上升到政治层面。婚姻不再是个人生活中的自由选择，而是变成了政治审视的对象。离婚，这一原本为婚姻中的不幸者提供出口的法案，突然间被视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离婚不仅被贴上了“反动”的标签，还会给个体带来极大的社会压力，尤其是对于家庭中的女性而言。 在上海，1966年到1976年间，整个城市的离婚登记量极为低迷，仅为6489对，这一数字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下降了近十倍。这一现象反映出的是时代背景对婚姻观念的压制。那时候，离婚几乎变成了一种社会禁忌。无论是夫妻间的感情裂痕，还是一方的背叛与出轨，都无法成为离婚的正当理由。家庭的和睦成了社会的政治要求，而婚姻成为了社会稳定的基础。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个体的私人生活，尤其是婚姻生活，变得异常脆弱且充满约束。 在这十年间，尽管许多家庭内矛盾激化，夫妻间因性格、经济压力、家务分担、甚至情感冷漠等问题产生了严重裂痕，但他们依然没有选择离婚。在极度政治化的社会氛围下，离婚不仅仅是夫妻之间关系的决裂，更是一种社会行为上的“反叛”，代表着对社会规范的挑战。离婚的背后不仅有家庭的痛苦，还有可能带来的政治与社会审视，甚至是个人与家庭的名誉风险。这种文化压迫使得很多人即使内心充满痛苦和不满，依旧选择继续维系一个已经破碎的婚姻。 然而，特殊时期结束后，新的社会风气开始逐渐复苏。一些人开始重新审视婚姻与爱情的关系。在这个转折点上，社会上也涌现出了敢于挑战传统婚姻观念的人。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便是其中一位极具代表性的女性。她通过一场官司和两篇小说，向社会提出了婚姻中应有的基本原则——如果婚姻没有爱情，那么它就不应继续维持下去。她的言论和行动，虽然被某些人视作对传统道德的挑战，却也引发了对婚姻与爱情关系的广泛讨论。她以个人的勇气和行动，揭示了那个时代许多人内心的挣扎与不安。 1980年5月的一天，34岁的遇罗锦走进法院，递交了一纸离婚申请。她坦言，自己与丈夫蔡钟培的感情已经破裂，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件再普通不过的离婚案件，竟然在全国引发了轩然大波，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1980年9月，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承办此案的法官党春源支持了遇罗锦的诉求，判决准予离婚。 一审判决一出，主流舆论一边倒地指责遇罗锦是个道德败坏、不知廉耻的女人。 《人民日报》发文称她行为不检，《新华社》更是刊发内参，直接把遇罗锦称为＂堕落女人＂。在权威媒体的引导下，遇罗锦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审判，成为众矢之的。 法官党春源也因判决不当，受到严厉批评，被降职处理。但让人没想到的是，二审法院经过慎重考量，依然支持了遇罗锦的请求，判决准予离婚。 尽管二审依然胜诉，但遇罗锦的处境并没有好转。舆论的压力让她喘不过气来，遇罗锦写下了一篇文章，名为《春天的童话》。在文中，她以平实感人的笔触，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婚姻故事，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个女性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春天的童话》发表后，引起了更大的轰动。一些进步媒体和知识分子对遇罗锦表示了同情和支持，认为她不应受到道德审判，婚姻自由应当受到尊重。然而，这样的声音毕竟是少数。发表文章的《花城》杂志受到了严厉处分，主编和副主编被撤职，编辑部成员也被要求检讨。 《花城》不得不刊登了一份名为《我们的失误》的自我批评。 最终，在法院的调解下，遇罗锦和蔡钟培达成了离婚协议。这场轰轰烈烈的离婚风波，总算画上了一个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