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王亚樵策划刺杀在庐山的蒋介石，枪支如何躲过盘查呢？王亚樵叫人买来几个金华火腿，将枪械拆开，零件藏在里面。 这年的春天，蒋介石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胡汉民获释后义愤填膺，他的亲信筹集20万元巨款，托李少川游说王亚樵杀蒋。 一天晚上，上海蒲柏路大华公寓二楼的密室里，王亚樵、华克之、郑抱真、孙凤鸣、陈成等20余人正聚精会神地筹划刺蒋方案。在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后，王亚樵决定：郑抱真带十余人去南京，住在仙鹤街余立奎的住宅内（他家住房很宽敞），伺机进行刺蒋；华克之带领十余人化装成游客去庐山，相机刺蒋。 由于当时沿途关卡很多，特别是上海码头和九江码头搜查甚严，枪械无法携带。对此王亚樵想了很多办法，最后确定买来十只一级金华火腿，用利刀剖成两片并把当中挖空，再把枪支拆开，将零件和弹药用油纸包好，放入火腿空间，然后再用针线缝好，涂上薄薄一层盐泥。等枪械安置停当后，王亚樵叫他的夫人王亚瑛和她的表弟媳妇乔装成阔太太的模样，由两个部属扮成伙计，分别随同他们前往庐山。一路上他们神情安详，毫无破绽，敌人以为是阔太太上山游览并向权贵赠送贵重礼物，一路放行，顺利地将武器弹药送到华克之等人下榻的“庐山新旅社”。 华克之等人一接到武器，立即扮成游客模样，分散在蒋介石可能经过的地方，密切注视着蒋的行踪。 6月的一天上午，行动组员陈成扮成游客正坐在山边一株大树下歇息、抽烟，忽然看到远处崎岖的山路上，蒋介石正坐在一副滑竿上，悠悠地从山上下来。一群卫士手提枪支在滑竿前后护卫。陈成原想等蒋走近一些再开枪，不料走在前面为蒋开路的一个卫士，快要走到陈成的隐身之处。陈成只好跳到路上，举枪对滑竿上的蒋介石射击，子弹从蒋的耳边飞过，他还想开枪，蒋的卫士已一齐向他开火，陈成应身倒地。 蒋介石被枪声吓得魂不附体，见刺客已死，立即伪装镇静地将手一挥，示意继续前进。留下几个卫士将陈成身上搜索一遍，结果发现除手枪以外，别无他物。卫士向蒋报告后，蒋说：“把他埋了，不要声张。”陈成死后，王亚樵对其家属给予优厚抚恤，同时预料此举之后，蒋必加强警戒，遂叫南京、庐山两组撤回上海。 宋子文是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又是蒋介石的妻舅，因此，王亚樵谋蒋不成，转而刺宋，倘能得手，既可诫蒋，又可为陈成报仇。于是在宁、沪分设两个小组，周密部署了刺宋的行动。 1931年7月22日，宋子文乘坐专车离宁驶沪，南京组负责人华克之立即向王亚樵发出电报：“康叔（指宋）乘夜车赴沪，明晨准到，望往迎勿误。” 王亚樵接报后，即派上海组组员按原定部署分别进入阵地，准备战斗。23日上午8时，宋的专车抵达上海北站。尽管站台上岗哨林立、警戒森严，王亚樵的部属却均已各就各位，密切注视车厢门口。车停稳后，宋子文在其秘书唐腴胪的陪同下，缓步走下车来，在众人簇拥下走出站台。这时埋伏在候车室的第二战斗小组组长龚春蒲发出“准备伏击”的命令。 这天宋子文和秘书唐腴胪都穿得一身白哔叽西服，戴白色拿破仑式帽子。唐夹皮包走在前面，宋空手随后。行动组组长刘刚以为走在前面的是宋子文，便向唐开枪，其他组员也随之向唐开枪。唐应声倒地。宋的卫士当即反击，并掩护宋躲避在一根大柱子的后面。这时车站警笛狂鸣，秩序大乱，旅客争先恐后奔向出口。龚春蒲以为得手，便投出两枚烟幕弹，顿时整个月台和出站口烟雾弥漫。 行动组人员借着烟雾的掩护，安然撤出车站。 在撤出时，顺手将预先印好的传单撒出。传单在揭露宋的劣迹之后说：我们同宋并无个人恩怨，只是执行公意锄奸。刺宋案发，军警机关侦骑四出，但一无所获。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王亚樵也以满腔热忱积极投入抗击日军的斗争。他以卓越的组织才能，在几天之内就组织了一支有万余工人参加的义勇军（后改为十九路军补充团），由余立奎任司令，直接配合十九路军作战。王亚则组织了一支专门锄杀日军、汉奸的“铁血锄奸团”，并采取多种形式支援十九路军，打击日军。 那时，日军停泊在浦东江边的一些军舰常向十九路军阵地轰击，十九路军伤亡极大。为首的是日军最高指挥官白川大将所在的“出云”旗舰。炸毁“出云”舰，就能击中敌人要害。 王亚樵、余立奎经过计议，很快从高昌庙兵工厂取得500磅鱼雷一枚，又找到两名能在海洋中沉浮几天几夜、水性极好的志士（他们有“水鬼”的绰号）在高昌庙附近跳入寒冷刺骨的海水，二人轮流手推鱼雷十余里，在抵达“出云”舰不远处，将鱼雷发射。一声巨响之后，“出云”舰被震得东摇西晃，舰上日军极为恐慌。可惜鱼雷的爆炸力有限，加之“出云”舰底布了钢网，鱼雷不能同舰底直接接触，所以未能将舰炸沉，然而已在精神上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王亚樵指挥“铁血锄奸团”活跃在上海，给日军以极大震慑，在大义上，这个斧头帮主和暗杀大王是毫不含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