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冬，主力红军闯过湘江后，保卫局俘虏了敌军2名女兵，押解到局长李克农面前

1934年冬，主力红军闯过湘江后，保卫局俘虏了敌军2名女兵，押解到局长李克农面前。李局长仔细观察一番，讲：“把那个穿皮靴的放了，把那个穿布鞋的留下审问。”众人不解，李局长解释：“明显穿布鞋的是军官。”

戴笠飞机坠毁的消息传到翠明庄时，李克农和国调部的机要人员正住在那里。翠明庄四周布满国民党特工，时刻监视着他们的言行举止。李克农对此十分清楚，为避免被谍报渗透，他要求所有人员自行料理生活，不允许饭店的“服务员”接近，即使偶然有接触，也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然而，戴笠的死讯传来时，李克农却一反常态。他主动叫来饭店服务员，要求准备好酒好菜庆祝，还嘱咐服务员告诉“大厨”，“戴笠死了，好酒好菜端上来！”当酒菜摆上桌，李克农端起酒杯，高声说道：“来，为戴笠的摔死干杯！”当时情报界对国共两党斗争的评价多有共识：在军事上国民党较强，共产党较弱；而在情报上，共产党则明显占优。解放战争胜利后，不少国民党将领感慨：“我们输给了自己人。”

李克农是新中国的“情报之王”，也是唯一一位未直接参战而凭情报工作取得功勋的上将。他1899年出生于安徽巢县的书香门第，家境优渥，幼年便受到良好教育。7岁入私塾，10岁进入巢县初小学，12岁随父亲李哲卿迁至芜湖，就读于安徽公学。安徽公学是革命思想活跃之地，在这里，他接触到《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并结识了陶行知、蒋光慈、恽代英等人，逐渐受到新文化和革命思想的熏陶。

1926年，27岁的李克农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芜湖军阀陈调元横行霸道，李克农策动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打倒陈调元”的口号，迫使陈调元因畏惧民意而不敢发作。然而，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全国陷入白色恐怖，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大肆屠杀，芜湖也未能幸免。陈调元开始追捕李克农，幸亏他的妻子机智相救，才让李克农成功脱险。

一九三四年深秋，李克农坐在简陋的办公桌前，翻阅着当天的战报。窗外的寒风呼啸而过，仿佛在提醒着所有人，这个冬天注定不会平静。作为红军保卫局的局长，李克农深知当前形势的严峻。就在几个月前，中央红军不得不离开根据地，开始了这场艰难的战略转移。

湘江之战打得异常惨烈。敌军的重机枪不断扫射，炮弹在江面炸起一片片水柱。红军将士们顶着枪林弹雨，前赴后继地强渡湘江。有的部队找到船只渡江，有的部队则不得不徒手游泳过江。经过几天几夜的浴血奋战，红军终于突破了这道天险，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然而，突破湘江并不意味着危机的结束。相反，这仅仅是开始。敌军像饿狼一般紧随其后，不断对红军发动袭击。每一天，红军都在与死神赛跑。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情报都可能关系到整个部队的安危。

就在红军继续向前推进的过程中，一天傍晚，前哨哨兵发现了可疑情况。在一处偏僻的山路上，两个形迹可疑的女性正鬼鬼祟祟地徘徊。哨兵立即将这两名女性扣押，并护送到了保卫局。这两人的衣着打扮很不寻常：一个穿着皮靴，一个穿着布鞋。

按照红军一贯的政策，对待普通俘虏都采取宽大处理的态度，甚至会给予路费让其平安回家。就在他们要给穿布鞋的女俘松绑时，李克农却突然示意停下。面对众人疑惑的目光，李克农简单解释说，两人很可能调换了鞋子，穿布鞋的才是军官。

1929年底，李克农按照中央特科指示，通过公开招聘的方式进入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成为“中统”内部的一名新闻编辑。他凭借出色的能力迅速受到重用，不久便升任电务股股长，成为“中统”头目徐恩曾的亲信，负责掌管全国无线电报务员事务。

他时常身着西装革履或长袍马褂，出入跑马厅、大世界和赌场，营造出“发财了”的绅士形象，以打消外界怀疑。他的薪资优厚，大部分上交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但为了长期隐蔽，他的家庭表面上也保持了一定的富裕假象。于是一些不明内情的人仍误以为他已“投靠国民党”，对他冷眼相待甚至出言辱骂。李克农对此坦然面对，认为为了革命事业必须能忍辱负重，他常说，“吃曹操的粮，管刘备的事”。

李克农在隐秘战线的原则性也同样鲜明，他坚决拒绝利用金钱或美色获取情报。1950年，当苏联情报专家向中国推荐以金钱和美色为主的情报手段时，他严词反驳，认为中国情报工作依靠交朋友和政治思想工作，绝不倚靠不道德手段。这一立场不仅展现了他的职业操守，也为中国情报工作的独特风格奠定了基础。

李克农对妻子赵瑛忠贞不渝，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他冒着生命危险通知党中央撤离，而不得不与家人分离。赵瑛带着孩子躲过追捕，流落街头，最终在朋友的帮助下暂时安顿。一个多月后，李克农与家人短暂相见，告诉妻子自己将前往苏区，而妻子和孩子则被安排返回安徽老家。这一别便是六年。

1961年，赵瑛因病去世，李克农深感悲痛。他在妻子的遗照后写下悼词，回顾赵瑛21年间的辛劳与奉献，表达无限哀思。赵瑛去世后，李克农将家中摆设保持原样，床铺、墙上的遗像和桌上的祭品都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