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的一天，解放军战士给一个被俘的伙夫发了两块大洋让他回家，不料此人的真实身份是国民党的中将军长。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傅作义能够成为民国时期的著名战将，与他麾下猛将云集密不可分。安春山和郭景云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安春山任104军中将军长，郭景云任35军中将军长，两人堪称傅作义的左膀右臂。然而，这两位猛将却因关系不和，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引发了悲剧，导致两支军队接连覆灭。
安春山出生于山西闻喜县的一个木匠家庭，早年受过教育，还当过一段时间警察。后来，他进入太原北方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成为基层军官，凭借多年军旅生涯的努力爬到了中将军长的位置。
郭景云平日对安春山并不服气，因为安春山身材较矮，他常轻蔑地称其为“安小个子”。解放战争期间，两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郭景云接到撤退命令时，统率的是35军下属的101师、267师和104军的258师。
然而，在撤退过程中，他竟以“汽车坐不下”为借口，带走了自己的101师和267师，却将258师抛在即将成为孤城的张家口。这种行为令258师官兵愤慨不已，来的时候运输无碍，逃命时却“突然”坐不下，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为解救35军，傅作义将西部救援任务交给安春山，并临时授予他“西部救援总指挥”的头衔。然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电报译文出现了重大失误。“西部救援总指挥”被误译为“西部收容总指挥”。郭景云看到这一头衔后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对他的极大侮辱。早已对安春山不满的他因此拒绝接受任何“收容”，导致战局进一步恶化。
1948年12月，华北大地已被严寒笼罩。在平津战役如火如荼的战场上，一个衣着朴素的中年人被解放军战士拦下盘查。这个自称是伙夫的人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看上去确实像是一个普通的后勤人员。
解放军战士们秉持着人道主义精神，不仅没有为难这个＂伙夫＂，还给了他两块大洋，让他能够顺利返乡。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伙夫＂，竟是国民革命军第一百零四军的中将军长安春山。
安春山作为第一百零四军的军长，在当时的军事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一百零四军是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重要力量，其前身是傅作义所属的暂编第3军，成立于1940年，目的是为了加强华北战区的军事实力。
在平津战役的第一阶段，也就是1949年1月，第一百零四军在多个战区与解放军展开激烈交战。在一次战斗中，安春山不幸被俘。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这位久经沙场的将领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对外宣称自己只是一名普通伙夫。
解放军一贯坚持的政策是：对待俘虏要以德服人。正是这样的政策，让安春山得以顺利获释。当时的战士们绝不会想到，他们放走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伙夫，而是一位能够影响战局走向的重要军事将领。
获释后的安春山并没有选择远走他乡，而是回到了北平。在那里，他开始着手收拢残部，对部队进行重组。到了1949年1月下旬，随着形势的发展，安春山追随傅作义的脚步，参与了北平和平起义，并接受了人民解放军的改编。
1960年5月，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为他举办了一场欢迎晚宴。在晚宴上，蒙哥马利与时任外长陈毅以及原国民党将领杜聿明进行了一场引人入胜的对话，话题围绕着解放战争中的淮海战役展开。杜聿明向蒙哥马利提到，他在淮海战役期间“送给”了陈毅元帅100万军队，并解释说，这些部队实际上是自行投奔了共产党。而人民群众对此的幽默总结——“国民党抓兵是为共产党扩军”——更是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
早在1929年7月27日，各国外长于瑞士日内瓦签订了《关于战俘待遇之公约》，对战俘的保护、收容、待遇和遣返等作出了详细规定。然而，各国在执行中差别极大。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00万德国战俘被美国虐待致死，他们死于饥饿、疾病以及缺乏医疗和遮蔽的集中营中。尽管国际红十字会曾进行救援，但杯水车薪，难以挽回惨剧。
相较之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不仅严格遵守日内瓦公约对战俘的保护要求，更是创造性地超越了公约的规定，展现了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毛泽东率先提出并严格践行了中国式的战俘政策，秉持宽容和教育的原则，对俘虏的待遇远超国际标准。共产党不但给予战俘基本的生活保障，还注重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和改造，使许多俘虏对共产党产生了认同，甚至自愿加入解放军队伍。
随着抗战的推进，八路军俘获的日本战俘逐渐增多，如何有效地对这些战俘开展教育和感化，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要问题。毛泽东早在1936年就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与普通日本士兵并无冲突，并主张通过教育和宣传，使他们站起来反对本国的军国主义压迫者。
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毛泽东提出“一个不杀，分批释放”的原则，将关押在战犯管理所的战犯分批特赦释放。毛泽东还指示，为战犯举行欢送会，提供丰厚的饮食和零用钱，并恢复其公民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