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第十二军少将副军长于一凡，在最后走出内战深渊前，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生死攸关的斗争。 于ー凡在准海战役发起时任第十二军一一二师少将师长。十二军是老东北军，1948年5月，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攻克兖州，全歼十二军，生俘军长霍守义。不久后，蒋介石要求重建第十二军，派黄埔三期毕业生、抗日战争期间就当了师长、副军长的舒荣中将出任十二军军长。而重建的一一二师，仍由出身东北军的于一凡任师长。 于一凡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第四期，1922年从戎后，在东北军中历任排长、队副、营附、北平军分会第二组、第三组上校科长、团长、师参谋长、副师长、旅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他就是东北系的第十二军一一二师师长。 于一凡生于1906年。他是陆军大学第八期毕业生，还上过陆大兵学研究班、庐山训练团(第二期)、西安训练团（第二期)、重庆中训团(第二十期)、以及第二绥靖区干训班、南京训练团等等。在国民党将级军官中，算得上受训最多的人员之一。 但是，于一凡一直是那种不受信任、郁郁不得志的人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旧东北军是所谓杂牌，受到别人的歧视宰割，处境真难!”这种受冷遇、受奚落的心态，是基于他亲身感受的大量事实。 远的不说，淮海战役开始后救援黄百韬兵团时，邱清泉就不敢把于一凡的一一二师使用于第一线，而只让他在后面负责兵团与徐州间的交通联系，原因当然是怕这个师“不可靠”。接着，在潘塘镇战斗中，邱清泉又怕于一凡在情况危急时趁机率一一二师战场起义，故而专门交代九十六师师长邓军林对该师和于一凡暗中进行监视。 战后，邱清泉立即对一一二师“动手术”，用所谓“人事交流”为名，调入一个团长、一个副团长和师的政工处长，以加强对该师的控制和分化。这使于一凡深感寒心，越来越体会到寄人篱下的日子真不好过，对国民党的离心倾向与日俱增。 淮海战役开始后，华东野战军敌工部门曾多次秘密派人与于一凡联系，双方曾3次约定了起义时间。但于一凡想跨出这一步也难。他顾虑家属在后方，起义后安全没有保障；还有特务及其他嫡系部队对自己监视甚严，万一泄露就要人头落地；再加上该师尚未受到严重打击，于一凡也不是没有一丝幻想。种种因素加在一起，使于一凡犹豫不决，在起义问题上举步维艰。 第一一二师撤离徐州前，华东军区敌工部派出在解放军官训练团学习的原十二军高参王季钦和副师长杨毓芳，持老军长霍守义的劝降信，秘密进入该师，会见了于一凡和其他几位主要军官，郑重说明:“我们是奉霍军长之命来劝你们起义的。” 经秘密商谈，于一凡同意于12月8日晚起义。然而，由于有人告密，军长舒荣和兵团司令邱清泉很快察觉到了于一凡和一一二师有“异动”的征候，8日一大早，就派出5辆坦克，径直开到一一二师师部门前。军部政工处长和国防部的一位战地视察官也不早不晚地来到一一二师师部，以“视察”为名，行暗中监视之实。 风云突变，原来商定的起义计划遂成了泡影。 接踵而来的是，杜聿明、邱清泉下令将告密有功、破坏起义的副团长曹家和升为团长。对于一凡还算客气，提升于为十二军副军长，这步棋可说是“一箭三雕”。一方面拉拢了于一凡；另一方面制造了舒荣与于一凡的矛盾，对舒起了掣肘作用；再一方面是明升暗降，削去了于一凡的兵权，成了一个架空的、徒有其名的副军长。 1949年1月6日，我军向困守郭营的第一一二师三三六团突然发起猛烈进攻。经过短暂战斗，即将该团全歼。驻守其左侧的三三五团在团长韩福山率领下，接受老军长霍守义派来人员的劝告，于7日主动向解放军投降。 于一凡和第一一二师直属部队及另一个团(三三四团)，原准备随韩福山行动，主动向我军投诚。谁知又出现了新的情况，于一凡未能如愿，只得转到赵庄暂住。 邱清泉大发雷霆，把一一二师两个团被解放军拖走的责任推到了于一凡身上，立即下令，要于一凡第二天即乘飞机去南京“暂时休息”。这等于是宣布将于一凡撤职，去南京也是凶多吉少。 1月9日早晨，于一凡奉令到达邱清泉的兵团部，由办公厅主任送至临时机场。但由于我军正对杜聿明集团进行围歼战，炮火纷飞，国民党飞机不敢降落，于一凡去南京未成，又回到赵庄军部。 这天深夜，军长舒荣对于一凡说明了当前战况，要于和他在下半夜随军部一起突围。于一凡心想这样走法对自己十分不利，于是暗中做好准备，乘混乱之际毅然脱离了舒荣的控制。 1月10日早晨，于一凡派人和附近解放军联系后，主动投降。和于一凡差不多时间被我军生俘的，还有一一二师少将副师长金克才、少将参谋长张文新。 经过学习，金克才这个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较早被释放。随后，张文新也被提前释放。于一凡于1961年12月25日特赦后，回到南京与家人团聚，安度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