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在北京开会期间遭到逮捕，随后神秘“失踪”。直到1982年，此案才得以平反。潘汉年被捕时，很多人都不知情，那么，他到底是怎样被捕的？被捕后又被关在哪里？结局如何？ 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之后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发出公开号召。他要求所有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有过联系或牵连的干部，以及那些自认为历史上有问题的党员，应当主动向党中央报告，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形式，都必须说明清楚。 随后的4月2日，潘汉年将自己在1943年未及时向党报告的会见汪精卫事件整理成文，交给了陈毅。材料中提及的这一事件，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 毛泽东在看过之后立即作出指示，表示潘汉年从此不能再被信任，并决定立即逮捕他。4月3日，毛泽东的指示被传达至公安部，并迅速执行。 此次逮捕，标志着潘汉年在党内的地位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一位资深干部变成了所谓的“内奸”。尽管“内奸”的标签常与国民党相关联，潘汉年的案例却与苏联有着更深的联系，这一点在当时社会的普遍思维中较为少见。 到了1955年4月4日，七届五中全会在正式会议中批准了逮捕饶漱石和潘汉年的决定。毛泽东在会议上强调，党员在发现问题时应保持警觉，不应因个人关系而忽视党的利益。 他通过潘汉年的例子，告诫全党揭露那些像潘汉年这样的“老虎”，明确指出了当时因病未能参加会议的王明问题。 王明自1953年12月从苏联回国后，就未曾参加过几次重要的党内会议。有党员向毛泽东写信批评王明的缺席行为，认为这是在逃避自我批评。毛泽东随后将此信转给王明，显示出党内对王明态度的严厉。 王明最终以治病为由离开中国前往苏联，并自此未曾返回。在苏联的二十年间，王明撰写并发表了多篇著作，对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历史进行批评和攻击，直至1974年在莫斯科病逝。 在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重点讨论了清查反革命的相关问题。在报告中，毛泽东明确表示，潘汉年等人并非没有“可杀之罪”，但出于政治考量，决定不对其采取极端措施。 他提到，潘汉年私下与汪精卫接触，这一行为没有直接损害到中共中央，因此并不应判处死刑。然而，这一公开讲话中所指的“可杀之罪”则含有更深层次的指责，显示了毛泽东对于潘汉年行为的深刻不满。 此时，潘汉年案件的复杂性显现出来。由于潘汉年在1930年代曾参与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并在此过程中与国民党方面有过接触，这一历史事件逐渐浮出水面。 1962年1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再次提到潘汉年时，明确指出其为“内奸”，并认为如果处理潘汉年，一旦“杀戒”打开，类似的人都会受到清算。 毛泽东的这一讲话，实际上暗示潘汉年在30年代的叛党行为，这一时期也正是潘汉年与国民党方面的关系较为复杂的关键时期。 这一切的真相，直到后来的调查才逐渐浮现。潘汉年曾与莫德惠共同参与一些极为机密的任务，其中包括与苏联的密切联系，然而这一切始终未能得到公开解释。 根据中共中央的相关档案，潘汉年被认定为一名长期潜伏在党内的内奸，参与了对国家安全有重大影响的活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批示明确指出，潘汉年的罪行极为严重，虽然采取宽大处理，但其叛党行为不可忽视。 在196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对潘汉年的判决书明确提到其在1936年的叛国行为，这一判定标志着潘汉年被定性为叛徒，受到严厉的政治追责。 而此时的潘汉年，早已在囚禁中表现出自己内心的挣扎。他在狱中写下了大量关于爱情和革命理想的诗篇，这些诗篇反映了他在回忆往事时的复杂情感。 在这些诗句中，潘汉年以“遗恨”和“难忘往事”为主题，似乎表达了他对于当年选择的深刻懊悔，同时也隐约透露出他对于无法解释的历史事件的无奈。 经过多年调查和反思，1982年8月，中共中央最终决定为潘汉年恢复名誉，承认其在当时的错误决定并给予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