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画家张大千不顾劝阻，执意选择南渡。她仅有三张飞往台北的军用机票，带着第三任妻子徐雯波和幼女匆匆登机，随身携带了几十幅临摹敦煌的壁画，晚年颠沛流离。 1949年的中国，战火纷飞，政局动荡。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许多文化界人士面临着去留的重大抉择。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有的选择留下，有的选择远走他乡，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未来做出决定。国画大师张大千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做出了改变自己一生的选择。 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整个神州大地，许多城市相继解放。当时的文化界人士中，老舍、郭沫若等选择留在大陆，而梁思成、林徽因等则选择了离开。 对于年近五旬的张大千来说，这个选择格外艰难。他不仅要考虑自己的艺术发展方向，还要权衡家庭的未来。 在动荡的年代里，张大千一直在为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艺术而努力。从1941年到1943年间，他在敦煌莫高窟度过了近三年时光。 在这段时间里，他带领团队临摹了大量珍贵的敦煌壁画。这些壁画不仅记录着中国古代绘画的精髓，更承载着千年的文化积淀。 每一幅壁画的临摹都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张大千和他的团队要爬上高高的脚手架，在昏暗的光线下一笔一画地描绘。这些作品记录了敦煌艺术的辉煌，也展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独特魅力。 敦煌之行让张大千对中国传统艺术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面对即将到来的分离，他决定将这些临摹的壁画带在身边。 这些壁画复制品不仅是艺术品，更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在张大千看来，这些作品承载着传统文化的重任，需要被更多人看到和了解。 1949年秋天，张大千最终做出了南渡的决定。这个决定不仅关乎个人前途，更深深影响着中国艺术在海外的传播和发展。 在1949年的特殊时期，前往台湾的机票异常珍贵。张大千历尽周折才获得了三张军用机票，这成为了决定全家命运的关键。 这三张机票意味着他必须在众多家人中做出选择。最终，他决定带着第三任妻子徐雯波和前妻黄凝素的女儿张心沛一同前往台湾。 这个决定让张大千不得不将其他家人留在大陆，其中包括徐雯波年幼的一双儿女。在当时的形势下，想要全家一起离开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离别时的场景显得格外仓促，他们只能带着简单的行李和那几十幅珍贵的敦煌临摹作品匆匆登机。这一别，竟成了与留在大陆亲人们的永诀。 留在大陆的子女们面临着艰难的生活处境。年仅一岁的儿子张心建被托付给一位裱画匠照看，随后又转由张大千的第一任妻子抚养。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因为父亲远在台湾的缘故，这些子女的成长之路格外坎坷。他们不仅失去了父母的关爱，还要承受来自社会的异样眼光。 这种生活环境深深影响着这些孩子的成长。缺少父母的呵护，让他们的性格逐渐变得孤僻封闭。 在求学和就业的过程中，父亲的名字反而成为了他们的负担。每当填写表格时，＂张大千＂这三个字都会给他们带来诸多困扰。 家庭的分离不仅影响了一代人的命运，更延续到了下一代。这些留在大陆的子女们，与远在台湾的父母之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隔阂。 两岸政治的对立让这种隔阂愈发深重。书信往来受阻，亲情联系难以维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几十年之久。 在台湾的张大千虽然事业有成，但对大陆亲人的思念却无法排解。政治环境的限制让他无法探望在大陆的子女，只能通过书信和照片寄托思念。 这种骨肉分离的痛苦在当时并非个例。许多与张大千一样选择离开的文化名人，都面临着类似的家庭困境。 初到台湾的张大千面临着全新的生活环境和创作氛围。在台北郊区的木栅，他建立了新的画室，开始了他艺术生涯的新篇章。 这段时期的创作融入了更多敦煌艺术的元素，这与他带去台湾的敦煌壁画临摹作品密不可分。这些作品不仅成为他继续研究的素材，也为他后来的艺术转型奠定了基础。 1950年代，张大千开始在世界各地举办画展。他的足迹遍布欧美各国，将中国传统艺术带向了世界舞台。 在这个过程中，他接触到了西方现代艺术的潮流。这些新的艺术观念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平衡。 张大千在巴西定居，在那里建立了＂八德园＂。这座充满东方特色的园林，成为了他后期创作的重要基地。 正是在巴西期间，他开创了独特的泼墨泼彩技法。这种技法将传统水墨与现代抽象艺术相结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在国际艺术界，张大千与毕加索的相遇被视为东西方艺术的一次重要对话。1956年，两位艺术大师在尼斯的会面，成为了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1978年，他迁居台北士林，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这一时期的作品更显沉静与深邃，体现出老年画家的艺术境界。 在台北期间，他继续创作，并将自己的艺术经验传授给后人。他的画室成为了许多年轻画家学习的场所。 虽然在艺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对大陆亲人的思念始终萦绕在他心头。直到1983年离世，他都未能重返故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