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女知青红梅带着四岁的儿子回到了北京的家中。她的母亲破口大骂：“我们的

1976年，女知青红梅带着四岁的儿子回到了北京的家中。她的母亲破口大骂：“我们的脸都被你丢光了！”。到了夜晚，母亲说：“我来帮你把孩子养大！”。 那是1972年的春天，红梅和其他几十名北京知青一起坐上了开往东北的列车。列车上的知青们有说有笑，但红梅一直望着窗外飞逝的景色发呆。 这趟列车的终点站是黑龙江省双鸭山市，这里将是她未来几年生活的地方。从小生活在北京的红梅，此时还不知道等待她的将是怎样的人生转折。 下了火车，红梅和其他知青被分配到了双鸭山市的宝清县。当地生产队的队长带着一群社员，敲着锣鼓把他们迎进了村子。 村里给知青们安排了一间废弃的小学教室作为临时住所。红梅和另外三个女知青挤在一张大通铺上，用自己从家里带来的被褥搭建出一个个小小的安乐窝。 生产队很快就给知青们安排了工作。女知青被分到了插秧队，每天清晨四点就要起床，趟着齐膝深的水在田里干活。 红梅的手上起了一个又一个水泡，脚上也被田埂磨出了血泡。但她从来不向别人诉苦，只是每天默默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在插秧队里，红梅认识了同样来自北京的知青小李。和其他人不同，小李总是主动帮助红梅，教她如何在田里站稳，如何减少膝盖的疼痛。 1973年的冬天特别冷，生产队安排知青们去山上砍柴。小李总是默默地把自己砍好的柴禾分一半给红梅。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红梅和小李的感情也在不知不觉中萌芽。他们常常利用休息时间一起去田埂上散步，看着远处的落日。 1974年春天，红梅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消息让她惊慌失措，她知道在当时的环境下，未婚先孕意味着什么。 为了不被生产队发现，红梅借口生病，离开了生产队。她来到了县城，在一家国营饭店找到了一份临时工。 饭店的工作很辛苦，每天要搬运很多重物，但红梅从不叫苦。她租住在一间狭小的平房里，省吃俭用攒钱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做准备。 1974年深秋，红梅在县医院生下了一个男孩。没有家人在身边，她独自一人面对分娩的痛苦。 1974年末，一个重要的政策改变了许多知青的命运。国务院发出通知，允许部分知青返回城市，优先考虑有特殊困难的知青。 县里很快召开了知青工作会议，制定了返城知青的评选标准。家庭困难、表现优秀的知青可以优先返城，但需要经过严格的政审。 红梅通过饭店的老熟人得知了这个消息。她开始打听相关政策，希望能够拿到一个返城的名额。 红梅的档案显示她曾经离开生产队，这成了她返城路上的一个障碍。审查组要求她说明离队的原因。 在北京，红梅的母亲也在为女儿的返城四处奔走。她找到了街道办事处，说明红梅是家里的独女，家中还有老人需要照顾。 1975年春天，第一批返城知青名单公布，红梅的名字并不在其中。她继续在饭店工作，一边照顾孩子，一边等待下一次机会。 这一年里，不断有认识红梅的知青返回北京。他们带回了红梅未婚生子的消息，在胡同里引起了不小的议论。 红梅的母亲因为这些闲言碎语，整日以泪洗面。邻居们见了她，都投来异样的眼光。 1975年底，新一轮返城名额下达到了双鸭山市。这一次，在各方努力下，红梅终于获得了返城的机会。 面对即将到来的返城，红梅却陷入了新的困境。她不知道该如何向家里解释这个孩子的存在。 回到家里，母亲的怒火仍未平息。她不停地数落红梅，说她给家里丢尽了脸面。 返城后的第一个星期，红梅就开始为工作的事情发愁。按照政策规定，返城知青必须由原单位接收安置。 每天清晨，红梅的母亲会早早起床，给孙子准备早饭。红梅则赶在天亮前到达工厂，开始一天的清扫工作。 厂里的工人们起初对红梅指指点点，议论纷纷。红梅总是默默地干活，从不回应他们的闲言碎语。 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渐渐发现这个年轻的单亲母亲工作十分认真负责。车间主任开始对她另眼相看。 1976年夏天，厂里开始招收正式工人。车间主任主动向领导推荐了红梅，认为她是个踏实肯干的好工人。 在此期间，红梅的儿子到了该上幼儿园的年纪。母亲找到了街道主任，说明了家里的特殊情况。 胡同里的邻居们看到红梅母女俩抚养孩子的不容易，态度也开始转变。有时还会给孩子带些点心或者水果。 1976年底，纺织厂给红梅转了正。从临时工变成正式工人，这让红梅的生活有了新的保障。 厂里还分配给红梅一间十平米的单身宿舍。虽然房间很小，但总算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房子收拾好的那天，母亲带着孙子搬了进来。三代人挤在小屋子里，倒也其乐融融。 1977年初，幼儿园的老师告诉红梅，她的儿子很聪明，识字特别快。老师建议让孩子提前上小学。 母亲立刻带着孙子去参加了区里的入学考试。孩子的表现确实出色，被附近的小学破例录取。 1977年末，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红梅和母亲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希望。 这个特殊的家庭，在困境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红梅的故事，也成为了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