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10日，日军攻入桂林，城防司令韦云凇临阵脱逃，八百多桂军撤退到七星岩后，面对数千日军包围，宁死不降，最后全员战死。 在日军侵入广西后，白崇禧清点兵力，总共也就不到十万人马，他认为不能将主力全部损失在守城战中。 本来，桂林城内有31军和46军这两支战斗力强的部队，但调动来，调动去，46军、31军的主力都调了出来，最后只留下31军的131师(师长阚维雍)和46军的新兵师170师(师长许高扬)及部分民团守卫桂林。 虽然守城兵力不足，但广大官兵守土的决心很大，可惜的是白崇禧用人不当，桂林城防司令韦云淞无心死守，意志薄弱。 10月28日，日军进攻桂林外围，桂林保卫战打响。11月8日，日军对桂林完成了包围，在进行了十几分钟的炮击后，开始发起全线的攻城战。 激战到9日天明，江中飘满日军的尸体，连江水都被染红。下午，守军组成敢死队，将桥头堡阵地夺回。几百窜入城内的日军，也被守军两面夹击，围困在城里的民居内。 激战至11月10日，韦云淞命人叫通第四战区长官部的无线电报话机，向张发奎报告了桂林的战况后，说：“请张长官高抬贵手，批准我们突围，将来好报答长官的恩德。” 桂林守军约2万人，经过连日激战，伤亡数千，但还有一万多人，虽然处境艰难，但还没有到无法支持的地步，而且包括师长阚维雍在内的广大官兵，战斗意愿很强，但韦云淞却准备要跑了。 张发奎质问说：“钻到城里的那几百个日本兵消灭了没有？” 韦云淞支支吾吾，张发奎命令说：“局势危急，望你部继续死守待援。” 虽然张发奎不让撤退，但吓破胆的韦云淞不管这么多，于是他不顾战区最高长官张发奎的命令，决定擅自突围。 当日下午，韦云淞召集高级将领开紧急会议。会上，他首先责备第131师作战不力，致使日军突破中正桥阵地而窜入城内，之后又说：“守城10余日，官兵伤亡太大，势难久持，各位有什么看法，务必畅所欲言。” 大家知道韦云淞要弃城逃跑，谁也不想承担弃守的罪名，一个个都沉默不语。韦云淞见众人都不开口，只好自己说：“守是守不住了，不如放弃桂林突围而出，以免被全歼。” 随即，韦云淞命守军各部，在晚上由牯牛山，越过阳江向南突围。 当晚，在鹦鹉山岩洞里，城中的军官进行最后的一次聚餐，第131师师长阚维雍悲愤的对大家说：“来生再见！” 吃完饭，阚维雍面色平静，回到师部，师部人员已集合在会议厅，等候他开会。阚维雍说：“有好消息，你们等一会，我回房取个东西，再来告诉你们。” 谁知，阚维雍刚刚离去几分钟，他的房间里就传出一声枪响。参谋长郭炳祺急忙冲入查看，只见阚维雍趴在公文桌上，手枪紧握手中，已经自杀了。 阚维雍死后，郭炳祺急忙给韦云淞打去电话，报告阚维雍自杀经过。韦云淞听后，冷淡的说：“算了，算了，突围要紧。” 突围途中，第31军参谋长吕旃蒙、170师副师长胡厚基在和日军的遭遇战中战死。 与此同时，有不少不愿离开的官兵，在自发的抵抗，直至战死，很多士兵在身上绑上手榴弹，然后冲向日军兵群和坦克，其决死之信念，让日军震撼。 在七星岩内，131师的800多官兵（大部都是伤兵）和日军继续血战，日军围山后，强攻几次失败，悍然使用了毒气弹，岩内官兵宁死不降，最后全员战死。 几天后，突围到安全地带的韦云淞，突然收到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的遗书。原来，陈济桓突围途中，因负伤行动不便，也举枪自杀。 自杀前，陈济桓在名片上写下遗书，并以手指蘸血，在他的名字上面印上自己的手印，嘱咐卫士将名片交给韦云淞。 陈济桓和白崇禧熟识，早年就是新桂系的一员，1933年因坠马伤足，离开了桂军。1938年，陈济桓被白崇禧派去负责一处金矿，待遇虽然优厚，但陈济桓总是以不能上阵杀敌为憾。 桂林保卫战前夕，陈济桓请缨出战，白崇禧、韦云淞见他求战心切，便未报请重庆军委会，即任命陈济桓为桂林城防司令部参谋长。 陈济桓死后，由于是“黑官”，不能报请军委会抚恤，死后并未得到任何抚恤。1985年，人民政府追认陈济桓为抗日烈士，让他得到了应有的哀荣。 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桂林城防司令韦云淞，战后，因擅自突围被撤职查办，第16集团军、第31军被撤销番号，所部被并入第46军。 在张发奎主持的桂柳作战检讨会上，有人愤怒的指责韦云淞：“你真是可耻的败类，遗臭万年，愧对八桂父老。” 韦云淞被撤职查办后，在1948年，竟然又被白崇禧再次起用，被任命为广西禁烟督办，韦云淞借此机会大捞一把，在梧州与人合资开桂昌行商店，经营鸦片烟土，禁烟督办变成烟土大老板，实在是让人讽刺。1949年，韦云淞拿着敛取的钱财，跑到香港当起了寓公，几年后病死。 桂林保卫战，虽然有守城的最高指挥官韦云淞的擅自逃跑，造成了严重后果，但是广大官兵的抵抗是坚决的，打得是非常英勇的，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值得我们铭记。（图片：阚维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