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7日，杜道时从台湾新竹机场驾机起义，准备飞往1949年4月17日，杜道时从台湾新竹机场驾机起义，准备飞往大陆，他对同行的郝子仪说：“万一出了问题，你就冲我太阳穴打，别让他们捉活的！” 1917年2月，在山东高唐县南街一个书香门第家庭中，杜道时降生。这个出身优渥的少年，未来将在中国现代航空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幼年时期的杜道时虽然生活在一个传统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但他的目光却始终追随着时代的脚步。193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北平四中毕业，展现出非凡的学习天赋。 1935年冬天，北平城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亲身经历这场运动的杜道时，对国家命运有了更深层的思考。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1936年冬，杜道时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选择。他放弃了进入清华大学深造的机会，毅然报考了国民党航校。 1943年，随着抗日战争进入关键阶段，杜道时被派往美国，负责接收B-24新型远程轰炸机。在异国他乡的求学经历，成为他思想转变的重要契机。 在美国期间，杜道时接触到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等进步书籍。这些描述延安革命生活的文字，让他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产生了强烈的向往。 与杜道时同期留学的刘善本，成为他最重要的思想交流对象。两人经常就国家前途和革命理想进行深入探讨，在交流中互相启发、共同进步。 1946年6月26日，刘善本驾驶B-24轰炸机从昆明飞抵延安的壮举，给杜道时带来了巨大震撼。这一事件不仅震动了国民党空军高层，也让包括杜道时在内的许多爱国飞行员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选择。 1948年夏天，地下工作的转机出现了。负责胶东统战工作的杜鸣与杜道时取得了联系，为起义计划奠定了基础。 双方约定了一系列秘密联络方式。包括无线电波长频率、飞机摇动机翼的暗号、投放白色降落伞等具体信号。 为了保证联络的安全性，他们在上海和镇江分别建立了地下联络点。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空军开始暗中准备撤往台湾。1月25日，空军第八大队突然宣布调往台湾新竹。 在这个关键时刻，国民党高层安排杜道时携带妻女分乘两架飞机前往台湾。 到达台湾后，杜道时面临着更为严密的监视。为了继续与其他起义人员保持联系，他不得不通过妻子外出购物的机会传递信息。 1949年3月，一封来自上海的化名信件带来了新的希望。信中暗藏＂祝努力＂三个字的密语，这正是＂飞回＂的暗号。 与此同时，杜道时还收到了署名＂太平＂的来信。这是刘善本的化名，他的信件进一步坚定了杜道时的决心。 在新竹机场，一位关键的助手出现了。空军第八大队的机械员郝子仪与杜道时一见如故，他们的共同理想让两人结成了革命战友。 4月16日深夜，郝子仪带来了重要消息。他不仅为起义选定了全大队最好的333号飞机，还特意将油箱加满，为长途飞行做好准备。 在敌人的重重监视下，杜道时无法通知其他起义人员。起义前夜，所有准备工作都在秘密进行。杜道时将标记了记号的地图和必需的飞行用品藏在衣物中，静待行动时机的到来。 1949年4月17日凌晨4点，杜道时身着机务人员的浅绿色布夹克，悄然来到新竹机场。郝子仪早已在机场门口等候，他以给飞行员做准备工作为由，顺利带杜道时进入机场。 在驾驶舱内，杜道时将手枪子弹上膛后交给郝子仪，并指着自己的太阳穴说出了那句震撼人心的话：＂万一起飞出问题，你就朝这儿打，别让他们抓活的！＂ 清晨5点整，333号C-46飞机缓缓滑向跑道。为了避开敌机的追踪，他们没有直接向北飞行，而是选择了金门、厦门一带的航线。 飞机进入大陆领空后，他们调转航向直奔徐州。这座城市已经解放，机场由人民解放军接管，是最理想的降落地点。 在飞抵陇海和津浦铁路交叉点上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战机的围追堵截。面对这一危机时刻，杜道时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故意向东低空飞行。 这个战术起到了效果，追击的敌机因为油料不足不得不放弃追击。待敌机离开后，杜道时立即改变航向，向徐州机场靠近。 到达徐州机场上空后，杜道时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一边摇摆机翼，一边放下起落架，同时投下了白色降落伞，示意这是一架起义飞机。 然而，由于防空部队未能及时收到通知，密集的防空火力向飞机射来。面对这一生死考验，杜道时展现出了高超的飞行技术。 经过七个半小时的艰苦飞行，带着200多个弹孔的333号飞机，终于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这次惊险的起义飞行，成功为新中国带来了一架宝贵的运输机。 4月23日，杜道时和郝子仪驾驶着这架饱经战火的飞机抵达北平，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 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杜道时光荣地驾机飞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 在新中国成立后，杜道时继续在军事航空事业上贡献力量。他先后在27种机型上累计安全飞行4000多小时，为国家培养了3000多名优秀的飞行员和指挥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