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主席回到湖南视察，期间身边站着一个陌生女子，华国锋感到十分奇怪。 毛主席先对湖南省长程潜介绍说：“你认识她吗？她是李肖聃先生的女儿。”程潜震惊地说：“想起来了，他父亲是个怪人，旧社会不做官还打得一手好拳。”毛主席说：“对喽，她父亲还是我的恩师呢。” 接着，毛主席又对华国锋介绍说：“她就是我夫人开慧的好朋友，此前我的那首《蝶恋花》就是和的她的词。” 华国锋也终于想起来了，原来两年前在全国声名大噪的李淑一就是眼前这个女子，随后毛主席还和大家合了一张影。但奇怪的是，这张合影中，毛主席的表情十分严肃，好像显得很不高兴，那么这究竟为何？ 李淑一出生于1901年，她的家乡是长沙，家庭属于书香门第，她作为家中的长女，从小就生活在浓郁的文化环境里。 李淑一的父亲李肖聃是晚清秀才，在教育和学术领域颇有名气，与杨昌济、杨树达、陈衡恪等众多知名人士交往密切。 1920年，在长沙福湘女中，李淑一与杨开慧相遇，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亲密无间的好友。后来，经杨开慧介绍，李淑一认识了柳直荀。柳直荀也是湖南长沙人，他与毛泽东是早年的战友和挚友。 革命开始后，柳直荀积极参加革命，1932年9月，柳直荀在湖北不幸被敌人杀害，年仅34岁。当时，李淑一对此一无所知。直到1933年，毛主席才将柳直荀牺牲的消息告诉李淑一。在此后的许多年里，毛主席一直在革命斗争，与李淑一之间的联系变得很少。而李淑一则一直在长沙的一所中学担任语文老师，过着平凡而又坚守的生活。 后来据毛主席的侄孙女王海容回忆，李淑一在学校教书期间，兢兢业业，教学成果非常显著，多年来也是桃李满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李淑一曾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请求毛主席给安排一份工作，毛主席自然没有同意。1957年，李淑一给毛主席写了第二封信，李淑一在信中说，看到毛主席在杂志上发表了诗词十八首，但是其中并没有当年写给杨开慧的《虞美人》，李淑一只记得其中一句，想让毛主席重新抄写一遍，送给她保存。 其实比起来安排工作，这个要求对毛主席来说，可谓举手之劳，把曾经的一首旧词抄写一遍，当然太简单了。可奇怪的是，毛主席并没有给她抄写，而是重新创作了一首，也就是《蝶恋花》。 这首词原名叫“游仙”，李淑一收到这封信后，尤其是看到毛主席的手迹后崩溃大哭，毛主席在词中写道“我失骄杨君失柳”，李淑一感动涕零，便问问毛主席能不能发表，毛主席表示同意，并把名字改成了“答李淑一”，不曾想，这首词一经发表轰动全国，各个报纸杂志争相转载，李淑一这个名字也一夜爆红，最后这首词被全文刻在了杨开慧墓园的墓碑上。 但值得一提的是，这首词的名字很奇怪，为什么要改成“答李淑一呢？”为什么要用一个“答”字？ 其实这是因为，在李淑一给毛主席的信中，除了让毛主席抄写旧词外，她自己还寄过来一首《菩萨蛮·惊梦》，是她自己写的，是为了悼念丈夫所写，想让毛主席给提提建议，修改修改。 所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主席宁愿创作一首新的，也不会给她抄写了。因为那首《虞美人》是毛主席创作于新婚燕尔之际，用现代话说是极其婉约的情书，所以不可能轻易拿出来，因此，重新创作一首悼念亡妻的词更为适合，也可以回应李淑一。 另外，《虞美人·枕上》是毛主席平生写的非常婉约的一首词，是献给杨开慧的爱情诗，对他自己来说，是非常珍贵的，所以一直没有发表，因此，对于毛主席来说，他自然不会轻易拿出来，只能默默放在心里，一直在他去世后，这首词才被发表。 李淑一曾在《菩萨蛮·惊梦》中写下“征人何处觅”这样的词句来表达对亲人的寻觅与思念。而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则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作为开篇。 虽然诗词的篇幅通常较为短小，但《蝶恋花·答李淑一》却有着独特的魅力，每一个分句，甚至每一个字词都能够勾勒出一个完整的意象。其中“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这一分句，实际上就是对李淑一在《菩萨蛮·惊梦》中“征人何处觅”这一问题的回答。 从修辞学的专业角度去分析，这里运用了互文的手法。互文这种修辞手法在文学创作中具有重要作用，有时甚至会成为作者构思和写作的关键因素。《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就是为了回应李淑一的《菩萨蛮·惊梦》而创作的。 所以，“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一句中的互文性，很好地体现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与《菩萨蛮·惊梦》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巧妙地包含了《蝶恋花·答李淑一》这个篇名中“答”字的含义，这也是毛主席诗词创作上的高超之处。 这首词发表于1957年，毛主席接见李淑一在两年后，所以当毛主席接见她时，自然会想到自己的亡妻，尤其是和李淑一也必然会探讨这首词，对亡妻的怀念之情必然更深，所以毛主席表情极其严肃也是情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