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当过周恩来总理的卫士高振普将军回忆：我1961年到西花厅工作时，周总理的工资是404.8元，邓大姐的工资是342.7元，两人加起来是747.5元。钱和帐都由卫士长管理，任何日常花费都要经手人用发票签字报销。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务院组建和领导人选的确定是一项重要任务，涉及到的决策影响政府的运行效率，还关系到党和国家形象的树立。邓颖超作为一个在革命过程中展现了卓越能力和贡献的女性领导人，自然被推荐为可能的政府部长人选之一。 邓颖超的革命历程充满了奉献，她是周恩来的夫人，更是一位独立的女性革命者。她的工作能力和政治资历，使她成为担任政府高级职务的合适人选。然而，这一提名却遭到了周恩来的坚决反对。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首任国务院总理，深知夫妻二人同时在政府高层的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周恩来的反对基于对政治清晰度和个人操守的高度重视。他认为，如果夫妻俩在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可能影响到政府职能的正常运作，还可能让外界对政府决策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产生怀疑。周恩来特别强调，任何政府职务的承担都应该基于个人能力和职责的匹配，而非私人关系。 此外，周恩来本人一直奉行一条不成文的家规，即在任何场合都不得利用家庭关系进行个人利益的推动。他的侄女周秉德，与周恩来共同生活了15年，深有体会地描述了周恩来对家规的坚持。周恩来通过自己的言行标准，树立了公私分明的良好形象，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尤显珍贵。 1975年5月，周恩来总理已经身患重病，但他却仍然念念不忘国家的建设和人民的生活。尽管已经77岁高龄，他依然感到自己为国家和人民做的还远远不够。 周总理对工作极端负责，对自己却十分严格。他常常工作到深夜，即便身体已经非常不适，也依然坚持批阅文件、接见外宾。他曾多次推迟治疗，就是为了不耽误工作。 在生活中，周总理也时刻保持着勤俭节约的习惯。他的衣着朴素，从不讲究排场；他的饮食简单，粗茶淡饭已是家常便饭。即便是在国宴这样的场合，他也会吩咐工作人员尽量从简，以免浪费。 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精神，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周恩来总理正是将这种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他常说，共产党人应该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之本。 周恩来总理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在他和夫人邓颖超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据周总理的卫士高振普将军回忆，1961年时，周总理的月工资是404.8元，邓大姐的是342.7元，两人的工资加起来一共747.5元。 令人敬佩的是，周总理和邓大姐并没有用这些钱去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是把大部分都用在了国家建设和帮助他人上。他们的收支都要记在一本小账本上，由卫士长负责管理。无论是日常的柴米油盐，还是偶尔的理发买线，都要自己掏腰包，并让经手人在发票上签字，然后再报销。 1958年到1976年的18年间，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工资收入加起来一共是16万多元。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但令人惊叹的是，他们拿出了其中近三分之一，也就是47000多元，全部用于补助家里的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高振普将军还记得，周总理和邓大姐省吃俭用攒下的钱，除了按规定交纳党费以外，周总理就嘱咐他，每攒够5000块钱，就拿去捐献给国家。据了解，他们就是这样前后捐款四次。 而到了晚年，邓大姐的收入比周总理在世时少了许多。但她依然不忘周总理的嘱托，变换着法子节俭持家，继续攒钱捐献。她打算攒够3000块钱就捐一次。直到1992年邓大姐去世，卫士们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她把毕生积蓄都上交给了国家，其中还包括价值550元的国库券。 如果没有高振普将军的讲述，我们很难想象，堂堂国家总理，会在柴米油盐上精打细算；会把省下的钱分文不留地捐给国家；会在晚年依然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一心为国为民的情怀。 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大姐的事迹，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光辉典范。他们把个人的名利、享受完全置之度外，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