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周总理和养女孙维世在出访苏联时，留下了这张罕见合影，彼时的孙维世29岁，身份是俄语翻译组的组长。镜头中的孙世伟风华正茂，看上去漂亮又精神。 195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百废待兴的共和国正在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新面貌。这一年2月，周恩来总理率团访问苏联，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开辟新的篇章。在这次意义重大的出访中，一张珍贵的父女合影定格了历史的温暖瞬间。 照片中的孙维世时年29岁，作为中方代表团俄语翻译组的组长，她端庄大方地站在周总理身边。这位年轻的翻译官衣着简朴却不失典雅，目光清澈而坚定，举手投足间流露出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她优雅的仪态和出众的外表，与她精湛的翻译能力相得益彰，成为新中国外交舞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孙维世，一位在中国戏剧史上留下浓厚一笔的导演与演员，出生于1921年，来自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县的一个革命家庭。从小便接受了良好的家教和文化熏陶，这为她日后的革命生涯和艺术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她的一生跨越了多个历史时期和社会变革，她始终未曾改变的是她对艺术的执着与对革命的忠诚。 孙维世的早年经历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和挑战。1934年，年仅12岁的她便进入北平贝满女中就学，开始接触西方的现代教育思想和文化。她早期的教育为她后来的艺术之路提供了基础。在1935年，她化名李琳，进入上海东方话剧社学习表演。她的表演生涯从此起步，并很快展现出不凡的天赋。她在上海东方话剧社的艺术活动中，逐渐崭露头角，受到了当时艺术界的关注。江青，作为当时的艺术家之一，曾亲自指导孙维世的表演，赋予她对艺术深刻的理解。 随着1936年孙维世逐步融入上海的戏剧圈，她不仅参演了多部电影，还在许多进步性的剧团中担任重要角色。她主演的《王先生奇侠传》讲述了一个年轻人为了复仇而投入武艺学习的故事，这为她赢得了更多的观众和认可。同年，她还参演了多部剧情电影，如《镀金的城》和《摇钱树》，这些电影展现了她在艺术创作中的潜力。 然而，孙维世的生活并非止步于戏剧表演。随着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孙维世意识到，单纯的艺术创作已经无法满足她对社会责任的追求。1938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与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她迅速投入到上海戏剧界的救亡演剧队中，用她的艺术才华支持国家的抗战事业。在这一过程中，她不仅锤炼了自己的表演技巧，更深刻认识到艺术与革命之间的紧密联系。在这一时期，她的艺术创作开始与政治紧密相连，成为她表达社会理想和革命情感的重要工具。 1940年，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孙维世前往苏联，进入莫斯科戏剧学院学习。在那里，她不仅深入研究了戏剧理论，还学习了表演与导演技术，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艺术视野。她在莫斯科的学习经历，深刻影响了她后来的艺术风格和创作理念。她的留学经历使她能够将西方先进的艺术理念和革命文化相结合，带回中国，为中国的戏剧艺术带来了新的视角和表现形式。 学成归国后，孙维世加入了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并在陕、晋、冀地区活动，积极参与到各种革命性的戏剧创作中。她执导和参与的戏剧作品不仅在艺术上得到高度评价，还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她将自己从莫斯科学到的戏剧技巧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出了独特的艺术风格。1948年，她执导的话剧《一场虚惊》便成为当时的艺术突破，标志着她的导演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50年，孙维世的艺术之路迈向了新的高度。她成为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导演，并开始执导多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话剧，如《保尔·柯察金》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作品通过规范地使用“斯坦尼”体系排演，成为中国话剧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特别是在1952年，孙维世执导了果戈里原著的话剧《钦差大臣》，这是新中国首次上演外国古典剧目，体现了孙维世对西方文化的广泛吸收与对中国传统艺术的传承。 与此同时，孙维世还在中央戏剧学院担任导演干部训练班主任，致力于培养新一代的戏剧人才。她翻译了大量苏联戏剧理论教材，将世界戏剧理论体系引入中国，极大推动了中国话剧的现代化进程。1959年，她执导的《大雷雨》展示了她对俄国戏剧的深刻理解，这部作品对中国话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维世的艺术事业与政治理想始终紧密相连。1965年，她执导的《初升的太阳》被誉为中国话剧史上第一次专家与群众合作的艺术创造，成为第一部反映大庆精神的戏剧。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她的艺术才华，也体现了她对社会主义建设精神的推崇。 孙维世的戏剧生涯跨越了多个历史时期，她始终坚持用艺术表达对社会、对革命的深刻理解。在中国戏剧史上，她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名字。她的作品不仅充满了革命激情，还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展现了艺术与政治、理想与现实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她的艺术成就和革命精神，至今依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戏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