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病危，病床前却空无一人，六个子女均未到场。弥留之际，他忍不住放声痛哭“报应啊，这都是我的报应。” 茅以升7岁那年，他进入思益学堂，远离传统的四书五经。 他早早立下了从事工程事业的志向，尤其是桥梁建设。 在一次事故中，茅以升亲眼目睹了因为桥梁塌陷而造成的悲剧。 1911年，年仅16岁的茅以升考入了唐山路矿学堂，攻读土木工程专业。 在这里，他对桥梁结构产生了浓厚兴趣。 茅以升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然而，尽管学业蒸蒸日上。 1914年，在父母的安排下，茅以升与同乡的戴传蕙结婚。 戴传蕙气质温婉，知书达理，成为茅以升生活的伴侣。 婚后不久，茅以升便因学业原因与妻子分居，戴传蕙独自在家抚养孩子，照顾家庭。 茅以升婚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获得硕士学位，并进入匹兹堡桥梁公司实习。 1920年，茅以升回国，成为唐山路矿学堂的教授。 然而，在不同城市间辗转，每一次搬家，都是戴传蕙默默承担着重担。 从1920年到1949年，这一家人共经历了27次搬迁，戴传蕙始终如一地支持丈夫。 1933年，茅以升受浙江省建设厅的邀请，参与钱塘江大桥的建设。 在面对重重困难时，茅以升决心迎难而上。 然而，戴传蕙的心情却日渐沉重。 她的担忧并非没有理由，钱塘江的水流湍急，江底泥沙深厚，建设桥梁的难度可想而知。 尽管如此，戴传蕙依然选择了全力支持丈夫，跟随他来到杭州。 然而，茅以升对工作投入的精力远远超过了对家庭的关注。 长时间的分离、频繁的搬迁，使得戴传蕙感到孤独。 这种长期的精神压力，使得戴传蕙在不久后患上了抑郁症。 茅以升看到妻子为自己的事业付出如此之多，心中充满了愧疚。 尽管他忙碌于桥梁项目，但每次听到妻子病情的变化，他的心情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为了妻子的健康，茅以升几乎在空余时间都会带她去北京治疗，甚至在无奈之下，茅以升开始了求神拜佛的行动。 然而，正当钱塘江大桥逐步接近竣工之时，日本的侵略军势如破竹地接近杭州。 他选择让儿子护送妻子到长沙避难，而自己则留下来继续坚守在工程现场。 钱塘江大桥终于在1937年竣工。 在桥梁建成后的不久，茅以升接到命令，要求将大桥炸毁，防止敌人占领。 抗战期间，茅以升与妻子戴传蕙和子女们辗转于湖南、贵州和重庆等地。 期间，戴传蕙一直在为家人操劳，同时也深知丈夫因事业而带来的压力。 1946年，茅以升因工作原因前往上海，而戴传蕙则留在南京，这段分居的日子最终带来了夫妻关系的重大裂痕。 在上海，茅以升与年轻的女子权桂云相识，逐渐发展出一段不为人知的婚外情。 1950年，茅以升不得不向公众坦白与权桂云的关系，这段感情也让他的名誉受到了影响。 面对妻子戴传蕙的质问，茅以升没有选择隐瞒。 戴传蕙默默忍受多年的冷落，未曾想到丈夫的背叛。 尽管如此，茅以升在妻子的坚持下，最终与权桂云断绝了同居关系，但他依然按月供给权桂云和他们的女儿生活费。 随着钱塘江大桥的顺利通车，茅以升的事业达到了巅峰。 1968年，戴传蕙因长期抑郁症并发其他疾病去世。 妻子的去世，给了他重新构建家庭的机会，他决定将权桂云和他们的女儿茅玉麟接到身边。 这一举动让长子茅于越感到极度愤慨，他与其他兄弟姐妹一致表态，若父亲坚持这样的安排，他们将与父亲断绝关系。 尽管茅以升多次尝试修复与子女们的关系，但无论如何，他始终未能弥合与长子茅于越之间的裂痕。 在权桂云去世后，茅以升的晚年更加孤独。 茅以升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几度希望能够重新与子女们和解，甚至在节假日时送去礼物，但子女们多以工作繁忙为由，回绝了他的邀请。 1989年，茅以升的身体状况持续恶化，他住进了北京的一家医院。 除了小女儿茅玉麟，六个儿女中的其他人并未前来探望。 不过，他在技术领域的贡献却依然闪耀。 60岁时，他成为了武汉长江大桥的技术顾问，并成功推动了这座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桥”的工程。 茅以升晚年的岁月，依旧致力于桥梁事业，直到90岁时，他才终于得以实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参考文献：[1]邹赐岚,吴国雄.践行茅以升工程教育思想 培养土木工程专业卓越人才[J].中国大学教学,2014(5):40-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