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47岁的陈菊梅在取掉扁桃体和割掉阑尾后，又不顾众人的劝阻，坚定地对医生说：＂请拔掉我嘴里所有健康的牙齿…＂ 1972年的一天，解放军302医院的一间诊室里，一位47岁的女医生坐在病床边，表情平静地对主治医生说：＂请拔掉我嘴里所有的牙齿。＂ 当时的主治医生被这个请求惊呆了，他仔细检查了陈菊梅的口腔，发现除了有轻微的炎症外，她的牙齿都很健康。 主治医生再三劝说：＂陈大夫，您的牙齿没有大碍，吃点消炎药就能好。＂ 但陈菊梅依然坚持自己的决定，她说自己是医生，很清楚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 这位主治医生并不知道，在此之前，陈菊梅已经瞒着家人做了两个手术。 她先是做了阑尾切除手术，接着又做了扁桃体切除手术，这些手术都不是因为急症，而是为了避免这些器官未来可能发生的炎症影响工作。 在当时的解放军302医院，陈菊梅是一位备受尊敬的传染病专家。 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肝炎患者慕名而来，她的诊室总是挤满了等待就医的患者。 长期高强度的工作让陈菊梅的身体发出了警告。 反复发作的扁桃体炎和牙痛让她无法专心工作，有时甚至连说话和吞咽都十分困难。 但在她看来，这些身体上的不适都是可以＂处理＂的。 她选择了最直接的方式：把这些会给工作带来麻烦的器官都摘除掉。 当她的家人得知这一切后，心疼地质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陈菊梅平静地回答：＂如果能摘掉我国＇肝炎大国＇的帽子，即使摘掉我身上的全部器官，也值。＂ 这番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 而这句话也成为了她一生最生动的写照。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医疗条件十分有限。 在传染病防治领域，无论是技术还是人才都极度匮乏。 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一顶沉重的＂肝炎大国＂帽子压在全国人民的头上。 每年因肝病死亡的人数高达20万至50万，几乎每个医院都能看到肝病患者躺满病房的景象。 对于这个时期的中国来说，传染病防治几乎是一片空白。 很多医院连最基本的病毒检测设备都没有，许多患者确诊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54年，国家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的医生赴苏联学习传染病学。 陈菊梅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报名参加了选拔。 当时的陈菊梅完全不懂俄语，但她决心要抓住这个机会。 她白天工作，晚上就挑灯苦读俄语，最终在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在列宁格勒儿科医学院，陈菊梅展现出惊人的学习能力。 她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原本需要四年才能完成的学业，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传染病学博士。 1958年，32岁的陈菊梅被调往解放军302医院。 这家医院是全军唯一的传染病专科医院，当时被很多人称为＂病毒窝子＂，许多医生都不愿意来这里工作。 来到302医院后，陈菊梅立即投入到了肝炎治疗研究中。 她主持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传染病病毒细胞学诊断实验室，这让很多肝炎患者不用再经历反复检查就能得到准确诊断。 工作中，陈菊梅始终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节奏。 有时候实验做到半夜，她就直接在实验室的椅子上休息，第二天一早又继续投入工作。 1969年，陈菊梅带领医疗队来到陕北黄龙县，开展为期一年的巡回医疗。 在这里，她亲眼目睹了基层医疗条件的落后，很多患者因为无法及时得到治疗而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这一年的基层工作让陈菊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她不仅瘦了20多斤，而且因为当地物资匮乏，营养不良的问题也日益严重。 从陕北回到北京后，陈菊梅的身体开始出现各种问题。 扁桃体频繁发炎，感染了乙型链球菌后又引发了肾炎，牙齿也开始剧烈疼痛。 陈菊梅对工作的执着最终换来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1973年，她在与一位老病人的书信往来中获得了重要启发，经过反复研究，成功研制出了治疗肝病的新药＂肝得安＂。 这个发现让她成为了＂中国降酶第一人＂。 这种药物不仅疗效显著，而且价格低廉，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用得起肝病药。 在她的努力下，中国的慢性重型肝炎死亡率从85%降到了38%。 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个重获新生的家庭，是无数个被改写的命运。 即使到了晚年，陈菊梅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热情。 2002年，当非典疫情来袭时，77岁的她主动请缨，成为第一个在全国媒体上发声的传染病专家。 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公众解释疫情，仅用三天时间就编写出了《非典型肺炎防治手册》。 2008年汶川地震后，83岁高龄的陈菊梅再次挺身而出。 她带领专家组深入灾区，住帐篷、吃干粮，编写出了地震灾区防疫手册，为灾后重建工作提供了专业指导。 2009年，陈菊梅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病，行动变得不便。 但她仍然坚持每天去医院工作，直到2015年91岁时才正式退休。 2021年11月5日，96岁的陈菊梅离开了人世。 她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只留下了＂丧事从简、遗体捐献＂的遗愿，以及67年从医生涯中治愈的万千病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