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契丹文被称为方块字，看上去非常“中文”，却完全无法辨认。是否有人了解契丹文呢？请发表评论。 内蒙古东部的林西县，位于大兴安岭的北端，毗邻广袤的乌珠穆沁草原。这里常年宁静，唯有西拉木伦河自深山中流淌，穿过这片安逸的峡谷。在民国九年（1920年）的春天，林西县的一座辽国大墓被发掘出来，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 这个偏远小城一时成为了世界的焦点，一个失落已久的王朝再次出现在世人眼前。此次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辽国文物，其中有四块石碣，其中两块为汉文，另外两块为契丹文。这一发现对于契丹文字的研究，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 在那个年代，由于考古技术尚不发达，学者们只能采用手写的方式将这些契丹文字抄录下来。总共有1439个契丹文字被记录下来，而此前中国的契丹文字资料仅限于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一书中提到的“朕敕走马急”五个字。这一千多个契丹文字的发现，对于契丹语言学和历史学研究来说，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 契丹文大多限于贵族阶层的使用，如《辽史》所述，能够通习契丹字的人并不多，主要是辽代的上层人物，如耶律倍、耶律庶成、萧韩家奴、萧音月奴等。这些文字大多用于碑刻、墓志铭、符牌、军旗等场合，偶尔也用于诗文和外交书函，但并没有广泛传播到普通百姓之间。 虽然契丹文字的使用范围较窄，但它在辽代及其后期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辽朝灭亡后，金国仍然沿用契丹文字，甚至持续了53年之久。金朝在创制女真文字的过程中，契丹文字为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因此，尽管契丹文字在辽朝灭亡后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它的影响力依然延续了几个世纪。 2019年，在辽宁省一座保存完好的辽代古塔内，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块刻有大量契丹文字的石碑。这些方方正正的文字，乍看之下与中国传统汉字极为相似，却让在场的专家们大感困惑。石碑上整齐排列的文字，像一串待解的密码，静静地诉说着千年前的故事。 这种被称为＂方块字＂的契丹文字，是目前全球仅有极少数专家能够解读的神秘文字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凤翥研究员，已故的阎万章教授，以及日本学者丰田五郎，是当代少数几位能够解读契丹文的专家。在已知的3000多个契丹文字中，考古发现的仅有1000多个，而其中大部分至今仍未能完全破译。 公元920年，正值契丹国势日渐强大之际，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意识到，一个强大的帝国需要自己的文字系统。于是，他委派耶律突吕不等人，开始了创制契丹文字的工作。契丹大字虽然在视觉上与汉字相似，但在使用过程中却暴露出了诸多不便。由于一个音节往往需要多个字符来表示，这种复杂的书写方式在日常使用中显得颇为繁琐。 正是基于这些实际困难，仅仅五年后，耶律阿保机的弟弟耶律迭剌便着手改良了这一文字系统。受到回鹘文的启发，耶律迭剌创制了契丹小字。与大字相比，小字的结构更为简约，更适合记录契丹语的发音。这种新的文字系统包含了450多个表音符号，每个文字都是由声母和韵母组合而成，书写时使用点、横、竖、撇、捺、钩等基本笔画，既保持了方块字的视觉特征，又提高了书写效率。 辽朝的建立离不开阿保机的政治眼光和领导才能。他在建立政权之前，积极招揽各方英才，形成了自己强大的智囊团和精锐将领。阿保机的开国功臣中，许多人是追随他南征北战、屡立战功的猛将。建立辽国后，他任命了二十一名功臣，并将他们分别比作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形象地表明他们在辽政权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辽朝建立初期，阿保机深知国家治理的关键在于借鉴中原的封建政治制度。因此，他广泛启用汉人文士参与政务，制定国家的法令和政策，推动了契丹社会的政治、文化制度的建立。汉人文士帮助阿保机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并在辽朝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辽国灭亡后，契丹人四处流散，其后代融入了中国的各民族。虽然这些后裔的族群名称各异，且多已改为汉族、彝族、布朗族、佤族等，但他们的血脉中依然保留着契丹人的遗传。仅在保山地区，便有超过十万“本人”后裔，他们的家族历史和民族根源，仍深深植根于契丹文化中。 1919年，凯尔温被派往所辖教区最北部偏远的浩珀都小村（现今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大营子乡）天主堂，开始了他的传教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参与了盗掘辽朝帝陵永庆陵的事件。 尽管他无法理解碑文内容，但仍然认为这些是极为珍贵的文物。在掘墓过程中，凯尔温特意雇佣了华人，花费五天时间，将契丹文的《兴宗皇帝哀册》和《仁懿皇后哀册》以及相应的汉文《仁懿皇后哀册》全文逐字抄录下来。 几经岁月，1933年，比利时的另一位传教士闵宣化在《通报》第30卷中用法文发表了《辽庆陵》一文，也提及了契丹文字。凯尔温与闵宣化的发现，激发了民国时期学术界对契丹文字的研究热潮。中外学者争相考证，使得这一“死文字”在近现代得到了重新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