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圈“七月风波”延烧至今，有点像厕所扔爆竹，炸出了满圈的“屎”。 最近看到谢雷又复出了，开始爆料“公共汽车、八仙桌”之类的黑料，大家都有些审丑疲劳了，他们几个还乐此不疲，为了流量，成了网络的小丑。 好不容易爬出坑的相声文化，被这几个货折腾的，要重回天桥撂地、互相抖黑料、聊骚了，这是坏事，好事？ 早年间，说相声的之间明争暗斗、打擂台的现象，就像戏子之间争风吃醋。 比如侯宝林和小蘑菇的打擂台，最后把侯宝林挤出了天津；侯宝林不让师胜杰进北京，怕他抢了自家儿子的风头；郭德纲进北京，没名气时大家踩，有名气时大家骂，眼见他一家独大，大家就开始蹭他的流量，吃相声这碗饭的，大都是互相踩，槽里夺食。 相声这个行业一些内幕比较脏，一开始也没什么规矩，看谁腕大，看谁能拢住人吧？ 为什么拜师手续复杂、讲究师门辈分，就是因为这行饭辙有限，要分个尊卑长幼，先来后到，这样入槽吃饭，才能保证行内人的利益， 至于行外人、海清，大家利益绑定后、合力共驱之。 郭德纲从天津闯荡北京，不就是如此么？你一个天津说相声的孙子，跑北京闯江湖，算什么事？谁给你的胆子？电台、电视台、各种晚会和商界演出，机会就那么多，你来了，人家就没有了。 相声这个行业，门槛是很低的，有嘴就行，两条腿撑着肚子、能说话就行。 因为门槛低，说相声的自己也没自信，以前相声圈拜师的“引保代”之中，必须要请上说书的、唱大鼓的人，为什么？ 因为说相声的，就靠着嘴皮子，他们的社会地位还不如说书的和唱大鼓的。 说相声的这个行业，在江湖立足晚于讲评书、唱大鼓的，是从评书、大鼓里分化出来的，“说学逗唱”分别借鉴了其他曲艺的形式。 比如打快板，过去叫数来宝，后来打成竹板儿。 过去的打快板的是不能站的，表演时一条腿跪在地上，打着板儿，连比划再说，站起来打板儿就叫说书。 打快板的演员站起来，非常晚，才100来年，是从高凤山开始的。 高凤山那时候很小，跪着给他师傅打板儿，他个儿矮、怕后边的观众看不见，就站起来打板了，结果他的师傅就急眼了，把高凤山逐出师门，不承认他是徒弟了。（这就是所谓的清门） 1949年以后，高凤山的师傅老了，高凤山去看他。 他师傅还说，“我一直没忘了你，一直把你当徒弟、当儿子。当时是没办法，把你逐出师门，是因为站着打快板，破了行业规矩。” 从高凤山师徒俩的经历可以看出，在曲艺几个行业中，说相声的、打快板的，社会地位很低，是吃开口饭的。 记得小时候，家乡有唱太平歌词、莲花落的江湖艺人沿街乞讨的，店铺摁住劲儿不给，他们坚持着要，就只能不断地唱、念，双方僵持在那里。 尤其是是江湖艺人，既然来到了店铺门口，不讨几个钱，是没法离开的，否则下一个店铺也不给他了。 一般是眼见围观者越来越多，影响了店铺生意，店铺主人掏几个打发了事；也有遇到店老板是吃生米的，生意不好，愣是不掏钱，就让江湖艺人在那儿卖唱，最后围观的人都觉得没劲了，散了，江湖艺人也只好灰溜溜的转到下一个店。 那个卖唱讨饭的情形，真是不容易，没有强大的心态，是干不了这个行业的，说厚脸皮还不行，应该是不要脸才能生存。 按道理说，社会地位很低、流浪要饭的艺人，是值得同情的，但他们闯江湖的“买卖道”又让人看不起。 道理很简单，大家都在天桥撂地卖艺，吃张口饭。 来来往往的人这么多，围观你的人多，看我的人就少了，你挣得多了，我就挣得少了。零和游戏——你的收益，就是我的损失。 北京、天津两地相声圈为何互不买账？京津内部地盘的相声圈为何彼此也勾心斗角，互相不服，还不是观众有限，饭辙儿有限，你挣得多，我就挣得少么？ 从这方面，也可以理解为何杨小五、苗阜、主流相声界等人为何这么恨郭德纲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