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应钦和戴笠的权利谁大些？ 重庆南山官邸的走廊上，檀木地板在军靴的踩踏下发出沉闷回响。1943年初春的这场军事会议结束后，戴笠习惯性将黑色礼帽压低半寸，却在转角处迎面撞见何应钦整理着白手套准备登车。 军统局副局长本能地挺直腰板，右手迅速抬至太阳穴："何总长！"何应钦略微侧身点头，灰呢军大衣领口的将星在暮色中闪过冷光，侍从副官已为他拉开车门。 这个瞬间凝固的敬礼动作，恰是两人二十余年权力关系的缩影。早在戴笠还在上海交易所当跑街时，何应钦已是黄埔军校总教官，北伐期间担任第一军军长。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当戴笠组建"十人团"为蒋介石收集情报时，何应钦正以军政部长身份在郑州督战，指挥二十万中央军与反蒋联军鏖战。 1936年西安事变次日，南京黄埔路官邸的议事厅里，何应钦端坐主位，深灰色中山装熨得笔挺。他面前摊开的军事地图上，潼关至华阴间的铁路线被红蓝铅笔反复圈画。 当戴笠带着张学良的密电匆匆赶来，这位陆军一级上将只抬起眼皮扫过情报科长肩章上的两朵梅花，继续与德国顾问讨论轰炸方案。戴笠垂手退至门边，直到何应钦与众人商议完毕，才趋前低声汇报。 抗战期间两人的权力分野愈发清晰。何应钦作为军政部长兼参谋总长，掌管着全国军队整补与战略规划。 军委会每周三的例行会议上，他总是坐在蒋介石左侧首位，面前摆着牛皮封面的《兵员补充统计册》。 而戴笠即便身兼军统副局长、财政部缉私署长等八要职，参会时仍须坐在末排，深灰色中山装口袋里永远揣着蓝皮笔记本——那上面记着数百名高级将领的隐私。 1945年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上，这种层级差异达到顶峰。何应钦作为中国战区受降代表，在百架相机闪光中接过冈村宁次呈递的降书时，戴笠正指挥上海办事处的特务查封汪伪76号总部。 当夜庆功宴上，何应钦的将官礼服缀满勋表，戴笠的简任官制服仅佩云麾勋章，两人相隔三张餐桌未曾交谈。侍者注意到，当何应钦举杯致辞时，戴笠的右手始终按在装满文件的公文包上。 历史档案显示，两人最后一次公务交集是在1946年3月戴笠坠机前两周。军政部收到军统局关于整编伪军方案的签呈，何应钦用红铅笔在"转呈委员长核示"字样下画了双线。 彼时南京春寒料峭，戴笠的黑色轿车停在黄埔路官邸外等候两小时，最终只等到副官送来批阅文件——何应钦正在接见美国军事顾问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