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被软禁已有7年的张学良托人向蒋介石传话，索取一根钓鱼竿，戴笠不明就里，向蒋介石报告说：“张学良太小气，连一根钓鱼竿也舍不得花钱买，”蒋回答说：“你懂得什么，这是他暗示我，要他钓鱼必须释放他。”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从意气风发的东北少帅到被囚禁的阶下囚，张学良的人生在这一年发生了巨大转折。 随着软禁生活的开始，曾经叱咤风云的张学良开始寻找打发时光的方式。在漫长的软禁岁月里，钓鱼逐渐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39年夏初，张学良被转移到湖南永兴县文明书院。这里的文峰塔下有一条小河，河水清澈，鳜鱼和鲤鱼成群。 在这里，张学良开始学习当地百姓的钓鱼方法，用泥鳅作为诱饵，每次都能有不错的收获。与其他囚徒不同，张学良并不独享这些渔获，而是将钓上来的鱼分送给路过的农民。 这种分享渔获的行为让张学良在当地百姓中建立起了良好的口碑。尽管身份特殊，但他并没有因此与普通民众保持距离。 在沅陵县期间，随从人员为张学良购置了一根精致的日式钓竿，但他却选择了最传统的本地钓具。当地渔民使用的是一种特制的竹筒工具，上面缠着粗线，末端安装着一个大钩子，钩子上又分出三个小钩。 张学良对这种传统钓具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认为这才是最适合当地水域的工具。每当天刚亮，他就迫不及待地来到江边，和当地渔民一起垂钓。 有一次，张学良用这种传统工具钓到了一条特大的鱼，重量之大需要几个人合力才能将其拉上岸。最后还是在船夫的帮助下，等这条大鱼精疲力尽时才将其捕获。 这些钓鱼的经历也改变了张学良与看守人员之间的关系。他经常将钓到的鱼与大家分享，或是清蒸，或是红烧，有时甚至就在船舱里和大家一起享用。 然而，即便是在这样轻松的氛围中，张学良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原则。当船夫称呼他＂张司令＂时，他立即予以纠正，表明自己已不再是什么＂司令＂，而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1943年的中国，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全球战局开始发生转折。 在这样的背景下，汪伪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开始积极拉拢各方势力。其中，东北军的旧部成为他们重点笼络的对象。 张学良的前参谋长、东北军驻南京代表鲍文樾，在这一时期选择了投靠汪精卫。这位曾经的东北军少壮派，在西安事变后被迫离开东北军，最终经由周佛海的引荐加入了汪伪政权。 对于军统局来说，策反鲍文樾成为一项重要任务。蒋介石通过戴笠，要求张学良给鲍文樾写信劝降。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学良做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举动：托戴笠向蒋介石索要一根钓鱼竿。这个请求立即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和揣测。 戴笠最初对这个请求产生了误解，他向蒋介石报告说张学良太过小气，连一根钓鱼竿都舍不得自己买。然而，蒋介石却从中看出了不同的含义。 蒋介石明白，这根钓鱼竿的请求绝非表面那么简单。作为一个被软禁七年的人，张学良完全有能力自己购买钓鱼竿。 这个请求实际上是张学良向蒋介石释放的一个政治信号。通过索要钓鱼竿这个看似普通的举动，张学良在试探蒋介石的态度。 张学良此时的处境十分微妙。一方面，他需要配合军统局给鲍文樾写信；另一方面，他也在寻找恢复自由的机会。 这个时期的张学良，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帅。七年的软禁生活，让他深谙政治角力的分寸。 通过向蒋介石索要钓鱼竿，张学良既表达了对鲍文樾投敌的不满，也暗示了自己想要重获自由的愿望。 张学良收到蒋介石赠送的美式进口钓鱼竿时，这支钓具的特点立即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根钓竿可以随意伸缩，暗含着＂能屈能伸＂的寓意。 张学良对这份礼物的回应是将钓竿折断。这个举动清晰地表达了他对蒋介石暗示的拒绝。 1945年春天，一个新的政治暗示出现了。蒋介石通过东北元老莫德惠，向张学良赠送了一块怀表。 这块怀表的赠送时机恰逢其时：抗日战争已接近尾声，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个节点上赠送计时工具，其中的含义不言而喻。 张学良随即做出了回应。他将自己1934年在欧洲购买的瑞士欧米茄百年纪念金表，托戴笠转交给蒋介石。这块金表不仅价值不菲，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着时间的象征意义。 这场关于＂时间＂的暗语交锋还在继续。蒋介石的回礼是一本1936年的年历和一双绣花鞋，这两件物品都带有明确的政治暗示。 1936年的年历直指西安事变，而绣花鞋则暗示张学良将继续被软禁。这些物品的象征意义，展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特有的含蓄表达方式。 1946年4月，张学良终于有机会在贵阳与蒋介石短暂会面。然而，这次会面并没有改变他的命运。 同年10月，张学良被押送到台湾。
